正文 第37章 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1)(1 / 3)

劉明舉

費孝通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中國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創始人。早在學生時代即憑一本《江村經濟》一舉成名,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國外許多大學的社會人類學係把它列為必讀參考書之一。他才華橫溢,學貫中西,懷抱“誌在富民”理想,開創社區研究之風氣,在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均有重大建樹,是倡導和實踐中國由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轉型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生平簡介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於江蘇吳江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早年就讀於蘇州振華女校、東吳大學附屬一中,1924年開始發表文章,1928年進入東吳大學醫預科學習,後受進步思想影響,於1930年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係學習,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東鄒平參加鄉村建設工作,不久,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係成為我國最早在本土獲得社會學碩士的青年學者,1935年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獲博士學位。1938年至1946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期間,於1943年赴美國學習訪問,1946年1月訪問英國,1947年到清華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他曆任清華大學教授、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教務長、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副主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國家的民族事業和教育事業。“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幹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學院,和吳文藻、謝冰心等翻譯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78年後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顧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教授等多項職務。1985年費先生創建了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7年他創辦了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他通過實地調研和思考,不斷提出事關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思想與理論,1987年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社會和諧觀點,1995年提出“文化自覺”的思想,強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覺、文化對話與文化包容,在社會科學研究事業上的卓越成就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

1980年費孝通先生獲得了國際應用人類學會該年度馬林諾斯基紀念獎,1981年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赫胥黎紀念獎章,1988年獲美國“大英百科全書獎”,1993年獲日本亞洲文化大獎,1994年獲該年度菲律賓拉蒙麥格賽賽社會領袖獎,1998年獲霍英東傑出獎。此外,他還先後獲得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授予的榮譽院士,澳門東亞大學社會科學博士,香港大學文學博士等榮譽。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發表的《小城鎮四記》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推薦給全黨學習,並在1987年獲得北京市首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榮譽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1990年獲得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1995年獲得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9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榮譽獎。2004年集費先生學術研究之大成的《費孝通文集》(16卷本)出齊,費先生的學術研究卓有成效地體現了人類學社會學的巨大應用價值。

二、代表作及其內容

(一)《江村經濟》與中國人類學

1938年費孝通去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參觀訪問,對開弦弓村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了係統的調查。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讀期間,獲導師、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教授鼓勵,用開弦弓村的調查資料,寫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江村經濟》,被馬林諾斯基稱之為人類學發展史上的新的裏程碑,並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國人類學乃至國際人類學界的地位。馬林諾斯基的推薦和讚譽,使費先生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亦稱《江村經濟》)一書蜚聲國際,幾乎成為全世界各大學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專業的必讀參考書。《江村經濟》之所以被馬林諾斯基稱之為人類學發展史上的裏程碑,主要是因為《江村經濟》把人類學引入了本民族、本社會、發達農業社會的研究;把人類學引入了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研究領域;把中國農業發達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命運與來自發達國家的機器工業甚至國際市場的影響聯係了起來。《江村經濟》作為社會人類學的著作,對該學科傳統的突破主要在於,(一)它沒有拘泥於異民族,而是用社會人類學來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並把功能方法從原始社會推廣到文明社會,如果說馬林諾斯基提出了人類學必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那麼《江村經濟》則是非常出色地實踐了這一要求。(二)它改變了社會人類學者以往那種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的單純研究者的學究麵貌,而樹立了一種力圖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社會改革的愛國主義變革者的新形象。正因如此,馬林諾斯基在該書序言中稱讚它“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