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先生的田野調查工作有一個深入發展的過程。他對雲南花苗的調查，對貴州仲家、水族、瑤族的調查，對海南島黎族的調查，形成了岑先生田野調查的三個階梯。對雲南花苗的調查報告從“苗的來源與村落狀況”、“花苗的經濟生活”、“花苗與教會的關係”、“教會影響下的花苗社會”、“花苗的一般習俗”五個方麵報道了花苗社會的現狀，比較簡單。而在貴州的田野調查所寫的《水書與水家來源》、《仲家作橋的道場與經典》、《瑤麓社會》、《黔南仲秋家的祭禮》、《水家仲家風俗誌》等田野調查報告則無論在深度和廣度方麵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岑先生對水家所作的田野調查，“使世人知道中國境內還有這麼一個水族存在，並使人知道水族還有它自己的隻屬於它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本身特點、特殊性。”至於解放後對海南黎族的田野調查，由於岑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黎族“合畝”製的調查上，所以他這時所撰寫的《保亭縣毛道鄉黎族“合畝”製調查》和《番陽鄉、毛貴鄉黎族“合畝“製調查》已不再是簡單的調查報告，而是在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了概括和理論分析，進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海南島黎族“合畝”製的調查研究》，指出黎族的“合畝”製確實保存著原始公社氏族製和從氏族製向階級社會過渡這一曆史階段的許多材料。岑家梧先生於1951年提出“建立新的人類學”，是基於對中國民族學與人類學建設的戰略性思考，對兩個學科的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二）民族學方麵
岑家梧從事民族學研究長達28年多，學術成果頗豐。論文集《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為其代表作。他為中國民族學的起步和發展作了很大的貢獻。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建立“中國民族學”的主張，開始了構築中國民俗學體係的嚐試，並建立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理論體係。在民族學方麵，他一向反對作經院式的研究，而注重田野調查。他的每一項學術研究成果，都是通過實地調查，從親手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來的，因此極為寶貴，經常被各方麵輾轉引證。
作為一個成熟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留學歸來的岑先生不是“食洋不化”，而是“中西貫通”，大力提倡人類學、民族學的本土化。早在1941年岑先生在《責善》雜誌上發表《西南邊疆民族藝術研究之意義》中就提出：因為國情不同，中國所需要的民族學與歐美殖民地式的民族學應當有本質的區別。需要建立一種中國民族學，在觀點、方法和內容上都與西方的民族學有別，成為中國自己的獨立的民族學。
1946年岑先生在《南方雜誌》上發表了《中國民族與中國民族學》的專論，對人類學、民族學的本土化問題作了更全麵地係統地闡述，他認為：
從觀點上講，西方民族學的研究有很多不適用於中國，如人種不平等說、低文化總是為高文化所消滅和征服的理論，中國文化西來說是錯誤的，有的西方文化我們不僅不能借用，而且應予駁斥。
就方法上講，西方民族學是殖民製度的產物，采用比較法是為了獵奇，處處求異，達到他們統治殖民地的目的。中國民族學的背景是：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文化是集合各族文化形成的，整個中華民族是由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統一體。采用比較法不是為了獵奇，而是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求同，指出中華民族文化的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也包括了體質人類學方法、比較法、傳播論方法、曆史研究法等。岑先生認為，應當詳細測量各民族的體質特征，這樣不但可以據此以決定各民族的係統分類，同時更可闡明各民族過去的體質上相互混血而構成今日中華民族的事實，應當對各民族的文化區進行詳細地調查、研究、劃定各民族的文化區域，認識各民族的文化特質，進而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傳播、同化等現象，說明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過程，必須對各民族的曆史進行深刻地研究，用曆史的事實說明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重要的一員，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
就內容上說，首先求出中華民族文化的統一性，還要從文化的進化和傳播觀點來指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變化過程是趨向同一，凝結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整體。同時，也應該根據文化區的觀點來指出各區域的文化的特殊性，明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最後，根據文化輻合交替的觀點，指出中華民族發展的趨勢。彙合各區域文化的精華，使整體中華民族更加充實和壯大，使將來的中華民族文化達到多樣統一的盡善盡美的境界。如何使中華民族達到這種境地，是中國民族學應從事研究的課題，也就是建立中國民族學的最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