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國強在接受徐傑舜采訪時，對《中國古代巫術》一書的不足是這樣說的：梁先生研究成果得到肯定，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文章和著作尤其如此。依我看，梁先生的這本書是有欠妥的地方，但那是屬於時代的局限。在舊中國，學術上沒有自由，當時所能讀到的這方麵的書籍，隻有泰勒、馬雷特、弗雷澤的著作，馬列主義觀點的書籍看不到。泰勒的“精靈信仰說”，馬雷特的“萬物有生命與人格說”，弗雷澤的“人死的恐怖說”，都是企圖從原始人對超自然力量的基本觀念來探究宗教的起源。沒有看到原始人對自然鬥爭軟弱無力才是宗教的根源和基礎，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的條件下，人們感覺到受外界力量的支配，這種力量在人們頭腦中虛妄的反映，就產生宗教思想。梁先生把中國古代所謂“氣”，與科特林頓（Codrington）1891年發表的《美拉尼西亞人》一書中所提出的“瑪那”概念相比較，顯然很難得出科學的結論。原始人由於知識水平的限製，解釋超出自己經驗範圍以外的現象，把無機界與有機界等同起來，這本來是認識的錯誤，把它說成是原始社會的生機觀，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有這樣的缺點，我認為不足為奇。還可以理解的是，以後他醉心於其他研究，原來的問題擱了下來，沒有時間回過頭來繼續研究，這個缺點就保留下來。
（二）《中國民族學概論》
梁釗韜於1978年給中山大學調進了兩位教員陳啟新、楊鶴書，並安排他們寫作中國民族學的教材。梁教授在《中國民族學概論？序》中寫道：1978年，餘深感民族學人材有繼續培養之必要，建議曆史係和校領導，迅速恢複這個課程，並首先應以我國三十多年來民族調查研究的成就為講授基礎，培養我國民族研究人材，為建立我國民族學添磚加瓦，因而有編寫《中國民族學概論》教材之舉，而準備擔任此課程者為陳啟新、楊鶴書兩同誌，以期我校民族學教學工作更新力量。此書之成，實為陳、楊兩同誌辛勤勞動的成果。1979年，餘承校領導授意籌備成立民族學專業，1981年奉教育部批準，並與原在曆史係設置的考古學專業合並，另增設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課程而成立人類學係。陳、楊兩同誌則分別在人類學係及曆史學係擔任該課程，並兼任人類學係民族學教研室主任。《中國民族學概論》課程之能重新開設及編著成書，若雲餘之貢獻，隻不過略盡園丁之責而已。
民族學，若以世界觀及其所依據的哲學背景而區分，世界各國學者則有形形色色的學說或流派；若以地區而言，則有依據某地區、某些民族甚而某一民族的調查材料而表現其自己的特點。無論某種學派或某一權威的民族學者，都不可能將全世界民族含括無遺而為一本世界民族學。但以某地區、某些民族的調查材料為基礎，從而貫以某種哲學觀點，闡述自己的民族學理論者，則一百多年來比比皆是。
科學理論有賴於實踐去檢驗其是否正確。民族學理論之正確與否，就在於是否理論符合實際，是否能收到民族真正的平等，團結和互助的應用效益，使民族學能否成為真正的為某些民族，進而為全世界人類的幸福而服務的科學。四十年代末，餘始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並逐步認識，隻有依據折衷世界觀和哲學觀點，才能使民族學成為科學，為每個弱小民族乃至為全人類的文明、幸福和世界和平作出有益的貢獻。從1951年起，餘在參加國內民族調查研究工作中，對此深有感受：我國民族學理論聯係實際的研究，及其在應用上收到社會主義民族政策措施的效益是完全一致的。
三十多年來，我國民族調查研究工作，由於重視理論聯係實際，再經民族政策實施的檢驗，證明我國民族研究工作是係統的，有理論的。因而，我國民族研究不僅是敘述性的民族誌，而且已經是說明的、理論的民族學。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已經在發育和成長了。
《中國民族學概論》主要是根據解放後國內民族學工作者的第一手社會調查報告及我們1963年隆冬至1964年初夏在滇西民族的考察材料編寫的，在寫作過程中，我們還參考了有關方麵的著作。此書之所以冠以“中國”二字，我們當時主要考慮到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應有一本論述自己國家民族學的著作，而中山大學又是開設民族學課程較早的高等學校之一，我們作為該校民族學課程的教師，深感此責不容推脫。
《中國民族學概論》一書共有十二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是我國的民族概況，第三章是我國民族的語言文字，第四章是我國民族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第五章是我國民族的社會組織，第六章是我國民族的生活習俗和文化藝術，第七章是我國民族的宗教信仰，第八章是我國少數民族解放前所保留的各種社會形態，第九章是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第十章是我國民族的族源、遷徙、混血、同化與融合，第十一章是族別研究與民族識別，第十二章是我國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