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釗韜的人類學學術思想體係是完整的。在指導思想上，他一貫強調人類學研究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作指導。在對待西方人類學的態度上，梁教授認為必須堅持“兩點論”，即既批判西方人類學各派唯心主義成分，又要吸收西方人類學中有價值的東西。在建立中國人類學體係方麵，他更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自身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和發展的規律的邊緣學科，其體係應該是由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部分組成，而文化人類學應是包含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等分科。
梁先生受楊成誌教授影響，一生以從事人類學研究為取向，他以複辦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為一生誌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乘改革開放之東風，又得校長黃煥秋教授大力支持，辦起了社會主義祖國第一個高質量的人類學係，這和他對人類學有高水平的認識有關。田野工作，博覽群書，努力創新的精神，使他對問題的研究，總有突破。早在1939年，梁先生在研究院研究“巫術”時，即已應用人類學方法。他在《中國古代巫術——宗教的起源和發展》一書中，提出“希望盡可能以人類學的方法”去研究宗教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他還引用英國早期人類學者泰勒（E．B．Tylor）的“文化殘存”觀點研究巫術。該書共分為八章，該書開頭“必先論述人類學的理論依據，然後分析古書中的材料。”引述的外文文獻也有70條之多。即從中外古今圖書中進行分析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如他提出“氣”和大洋洲人的“瑪那”（Mana）相當，對幹支、五行作了新解釋。對此，張壽祺教授認為他在這取得了新的突破。同樣，梁先生用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去研究瑤族宗教時，得出瑤族宗教主要特征“是精靈崇拜、有靈崇拜和有物崇拜，而非道教”。（見梁釗韜著作萬言長文《粵北乳瑤民的宗教信仰》，載《民俗》2卷一、二期，1943），與時人研究論點不通。可見梁先生人類學思想在早期研究工作中已有突破的表現。
梁釗韜清楚地記得他的老師楊成誌是如何介紹各種學派的——從達爾文、泰勒和進化論學者的理論，到傳播論者、功能學派及曆史特殊論者的理論——他總是要著重強調塗爾幹和莫斯。梁回憶道，楊不承認自己屬於哪一學派；他隻是想“客觀地介紹所有的學派——實際上，我認為他多半是個博厄斯派。他和費孝通不一樣，費公開宣稱自己是個功能主義者”。
梁釗韜上研究生期間最感興趣的是他所稱的“三大學派”：美國的博厄斯、克魯伯和戈登威瑟學派，強調曆史學和心理學；泰勒、摩爾根和斯賓塞所代表的進化學派；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力夫－布朗的功能學派。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梁認為這三個學派之間沒有必然的衝突：一個人談及曆史發展，進化理論或許沒有用；如果討論當代的問題，也可以運用曆史特殊論嚴謹的方法論的觀點；如果分析特定的當代社會，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各種習俗的社會功能。這種折中主義在他的同學當眾十分普遍，在梁本人的碩士畢業論文中也有所反映。
晚年，他的人類學思想已經應用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也不但主張：“以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哲學思想為指導，通過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綜合考察，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研究（《人類學論文選集》前言），而且把這一主張付諸實踐，他用這個學術思想辦係，教育學生，並以期進而創造更為嶄新的局麵，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梁先生的人類學思想是建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人類科學，因而和英美人類學有明顯的區別。張壽祺教授稱折衷理論“實際上是唯物辯證法所包含的‘全麵觀’、‘聯係觀’、‘矛盾觀’、‘發展觀’在人類學原理和方法論上的具體反映。”曾昭璿在《紀念人類學家梁釗韜》一文中（見《羊城今古》1988年一期，48～51頁）亦指出了梁先生提倡“多學科的與實踐相聯係的綜合研究”已為我國多數學者所接受，他本人除去語言學、體質人類學方麵外，在民族學和考古學方麵也均有卓越的貢獻。筆者是提倡地理學的，亦為他所欣賞，請餘為人類學係開設《人類地理學》這一課程，梁親臨聽課、指導，說：“這門功課恐怕在國內唯曾兄方可開設。”給予鼓勵，平常他為文，也談及地理學的問題，反映他對地理學也很有興趣。以後，在培養博士生中，也請餘開設學位課程《華南古人類地理》，可見梁先生的辯證唯物觀點，也體現在人類學教學科研的具體措施上，的確，梁先生多從事民族學和考古學工作，但他對體質人類學也在行，如1958年粵北馬壩獅子岩農民挖出一些化石，陶鑄同誌建議送廣東文管會鑒定，商委員請梁先生鑒定，梁先生判定一塊殘斷眼眶連同部分頭骨為古人類化石，即後來再經體質人類學者定名為“馬壩人”的。由此可見，最先發現馬壩人的應是梁釗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