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書的結尾，作者提出希望“搜集資料的考古學家必須開始認真、仔細地思考資料被分析、被描述的方式”，以便“進行對比以及探究其相互關係”。
（二）《考古學——關於其若幹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再思考》[2]
本書是張光直先生的另一重要著作。書中對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做了係統的梳理。
在60年代美國新考古學運動發生之初，張光直先生即深深地卷入了當時的理論論辯之中，他對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頗富常識又充滿邏輯的闡釋，極大地拓寬了同代和後學的思路。本書即是當時論辯的產物之一，主要涉及的是考古學的學科性質、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即使偶爾使用一些考古學史和中外考古的具體例子，也純是為了使理論概念更為突出和清晰。可以說，考古理論乃是本書的靈魂，而本書則奠定了先生一生輝煌學術成就的基石和靈魂。
（三）《考古學專題六講》[3]
該書收入了張光直於1984年8月22日至9月7日在北京大學考古係作九次演講分七個題目中的六個題目。這些講題都集中在中國考古與一般性問題之間的聯係上，體現了張先生對這種聯係的若幹看法。
全書共分為六講。第一講是“中國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第二講是“從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在這兩講中，張先生一方麵介紹了西方學界解釋人類文明起源的幾種理論模式，並藉以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另一方麵則反過來根據中國古代社會若幹具體特征，重新檢驗西方學說在應用上的普遍性和局限性，而將人類古代文明的發展模式進一步區分成“突破性的”（西方式的）和“連續性的”（非西方式的）兩種。
第四講是“考古分類”，第五講是“談聚落形態考古”，這兩講主要在談考古學的兩種基本方法——考古分類和聚落形態研究。張先生以為“考古分類”的目標，乃是要透過語言所代表的分類來了解古代生活，以器物的分類作為中心點和基本點，而進一步地去研究文化的分類。“聚落研究”探討的焦點則是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這套方法包括四個步驟：第一，聚落單位的整理；第二，同時各聚落單位的聯接；第三，各聚落單位在時間上連續成串；第四，聚落資料與其他資料關係的研究。
第六講是“三代社會的幾點特征—從聯係關係看事物本質兩例”，這一講所討論的是考古學方法論上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從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聯係關係，來追尋和證明各種現象的本質”。為探討這個課題，張先生特以三代的“藝術”和“都製”做為例證，證明“藝術和都市在古代都與政治權力的追求和傳遞有密切關係”，說明從資料中所見到的種種事物，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係的。歸結而言，他以探究事物彼此之間的聯係乃是追尋三代社會本質的關鍵。
（四）《中國考古學論文集》[4]
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主要淵源是中國傳統上的史學以及作為傳統史學附庸的金石學。從傳統史學到當代中國考古學中間相接的橋梁是宋代以來的金石學與1928年到1937年的殷墟發掘。考古學在中國是曆史科學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並且輔助文獻史料重建古代史。根據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資料，我們可以研究中國言語明起源的程序與動力，並且可能性研究中國古代言語化與社會的內容，也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曆史底層。由於中國文明的古老與連續性，這些中國史前史與曆史發展的資料是極其豐富的，在世界史學界裏占很大的份量。
（五）《商文明》[5]
本書是綜合作者在寫作期間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寫的一部簡明而又事例的中國商代（公元前18～12世紀）文明史。
本書是一部有裏程碑意義的商史著作，它區別於其他商史著作的特點是：作者倡導多學科整合的而不是單學科的研究方法；用人類學眼光對某些關鍵問題比如商王世係、王位繼承製度和資源流通的研究；對於傳統文獻所采取的審慎態度，本書打破了商史編纂學已有的模式；把商文明放在世界文明史上觀照並試圖尋找人類社會一般法則的積極態度；把商文明的發展和自然及經濟資源相聯係的做法；通過聚落考古研究商文明的發生、發展的思路；把夏商周視為並行發展的文明的見解等等，雖然有的觀點已經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有所涉及，但在這部整合的著作裏，仍然具有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