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的學術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他在中國近代考古發展史上，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領域，在中國“三代”的文明起源發展與世界文明起源的學術問題上都有不俗的見解。自改革開放以後，他更是把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到中國考古領域中，開創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多學科整合”的新局麵。隨著張先生的係列著作中文譯本陸續出版，他的許多論述和觀點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這對年輕一代考古學者來說影響尤大。而此時張先生在國內考古學界的聲望和地位與幾十年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國內學者陳淳這樣評價張先生：“中國考古學的起步是本世紀（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產物。建國後的四五十年中，中國考古學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發展，使得大部分的研究還停留在國外50年代以前的水平。因此，中國考古學迫切需要第二次西學東漸，以趕上國際水準。而張先生完全堪稱這第二次西學東漸開山祖師。[10]”可以說，張先生留給我們的是一筆相當豐厚的遺產。這筆遺產不僅僅是張先生的著作，還包括了他為我們提出的一係列思考和想法。下麵試圖從六個方麵來談談張先生為我們留下的遺產。
（一）推動中國考古學界與國外考古學界的交流
張先生每次來華訪問都向國內考古學界的領導進言，提出和美國考古學界合作以及選送中國留學生到美國深造的建議，但是由於在建國後考古學成為維護民族尊嚴和主權的一個象征，再加上張先生那令人懷疑他別有用心的“特殊”身份（生在北京，長在台灣，在美國成名，但是研究的卻是中國大陸的考古），所以導致建議每每遭到拒絕。他的良苦用心在與童恩正先生商定的中美合作計劃胎死腹中之後，受到極大的挫傷。他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考古學與外界交流的努力在當時也幾乎變成了一種“美意而徒勞的嚐試”。所以他寫《哭童恩正先生》，其實也是自己內心的流淚，哭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錯失了一次良機。這大概就是朱啟新先生所指的“張光直先生哭童，不僅僅是哀悼其人，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之所在。張先生在文章裏再三強調：“我和童先生都深深地體會過中國這個弱小的民族在西方侵略之下所受的痛苦。我們所寫的合作計劃不可能是以西方的利益為先驅的”；“這工作如果可以完成，可能是很偉大的。”遺憾與痛惜之情，溢於言表。童恩正在生前也對他和張光直先生合作計劃的夭折感慨萬分，表達了和張先生同樣的惋惜：“中國若幹重要的考古發現，包括震驚世界的馬王堆漢墓和秦俑坑在內，都是群眾無意中發現的，並非學者的科學預見。所以在考慮考古學的成績時，應該把資料本身和發掘水平、研究水平區別開來。前者是祖先的創造，後者才是學術水平的真實反映。感謝中華民族先人的創造，中國得天獨厚，有著如此精美而豐富的地下寶藏。如果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思想上不受禁錮，在中國現有的條件能夠得到更好的技術裝備，在某些暫時不具備條件的領域內與國外學術界進行真誠的合作，那麼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許可以達到更高的境界。”
不管怎樣，張光直的確是一位傑出的架橋人，這個稱號他當之無愧。他把中國考古學的成就介紹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帶到了中國，為中西考古學的接軌做出了很大貢獻。作為古代文明原生地之一的中國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應該有其重要的地位。張光直的理論就為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定了位，他認為：中國考古學“提供足夠的資料，從它本身來擬定新的社會科學法則；文明如何在中國開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中國、瑪雅和蘇美爾文明的一個初步的比較研究顯示出來，（中國的）這個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裏麵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
（二）強調重視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80年代中葉，隨著中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張先生趁美國考古學家布魯斯？坎格爾的《時間與傳統》（中譯本）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之際，在序言當中對中國考古學輕視理論的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考古學理論在中國一向不大受重視，“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麼地位。由於中國傳統史學本來就缺乏對曆史理論有係統的探討，所以在這種曆史觀裏發展起來的考古學也就特別重視考古材料的獲取和考證，而不信任主觀的理論，常以為“理論”不過是一種成見。張先生指出，雖然中國考古學是曆史科學的一部分，其實它的工作包括三項不同的境界，它們是技術、方法和理論。在研究過程中，“資料”是研究曆史的客觀基礎，“技術”是取得資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資料的手段，“理論”是研究人類曆史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並反過來指導具體的研究工作。在考古實踐中，我們應當先知其然才能決定其所以然，使得我們能知所以然的便是考古學理論。理論幫助我們在考古作業的每個步驟上知道我們的選擇，提出有關文化現實和社會現實的係統看法和想法。他還強調，考古學資料是物，如何從物去研究人的生活，這便要借助考古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