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者王銘銘在《由張光直想起的》[11]一文中提到他多年前曾經看過張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名為“考古學與‘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在文章的開頭，張先生列舉了我們今天還在思考的問題：
（一）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的建設上有沒有考古學的地位？
（二）如果考古學在人類學這門學科裏占有一席之地的話，有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
（三）考古學的建設是不是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之所以“具有中國特色”上麵能夠作出重要的或甚至是獨特的貢獻？
張先生試圖通過對以上問題的思考，來證明“對於中國這個曆史悠久的文明，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或任何特色）的人類學’，考古學應有一席之地”。從考古學“發掘”出的具有一般社會理論色彩的文明論，既說明考古學研究的成就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中必然有它的重要地位，同時也說明，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要得到創建，就需要打開學科的門戶，使自己脫身於人類學家曾經為自己設下的框套之外。王銘銘借用一些人類學研究的新事例來進一步思考和反思張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和觀點，認為僵化地堅持固有的“民族誌傳統”，而無法洞察“文明的進程”及其文化結果的“人類學”，不僅無助於人類學學科的發展，而且終將使這門學科失去洞察“社會事實”的能力而落入“坐井觀天”的境地。因此，人類學家應“把包括考古學在內的中國史學研究作為嚴整與創造一般理論的一個基礎”，從而對於社會科學的文明論做出更進一步的貢獻。到底“人類學的文明論能得到多大的發展？這個問題的解決，富有風險地落在了新一代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身上。”
四、張光直在中國人類學界的地位
2001年新年伊始，就在全國人民張燈結彩準備歡慶節日之時，大洋彼岸卻傳來噩耗，張光直先生在美國波士頓與世長辭，令人不勝唏噓。學界學者們紛紛撰文懷念，都稱他為“中西文化之間的橋梁”和“溝通中國與西方的巨大窗口”，的確實至名歸，非常貼切。
張光直之所以能夠得到學界如此重要的評價，是因為他特殊的人生經曆和他為世界範圍內的中國、東亞、東南亞以及環太平洋廣大地區的考古人類學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貢獻。張先生作為中國大陸以外世界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他學貫中西，通達古今，以人類學眼光、世界性視野、整合曆史的角度，一生貫徹從舊石器時代到商周的考古探索，為中西考古學交流搭橋鋪路。張先生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學術上，而且還在於他的治學精神和人格魅力上。
（一）治學精神
張光直先生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赴美國深造並長期在美國的名校耶魯和哈佛執教，對於中西文化的教育和治學方法比任何人都有深刻的體會和發言權，所以他對國內年輕一代學者治學方法的諄諄教導，顯然值得我們深刻的領會和身體力行。
張先生在他《要是有個青年考古工作者來問道》一文中，對於年輕一代學者的成才和治學途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告誡。
首先，他說假如想發財，最好不要學考古學。我非常讚同這個看法，就我本人所見和體會，無論在西方還是在國內，考古學是辛苦而又貧寒的一門學科。這門學科的樂趣在於探索過去所帶來的精神享受。
其次，張先生拿自己作為例子，說他這一代的老年學者有一些不良習慣，背著沉重的包袱，在一個小圈子裏工作，有種種恩恩怨怨，人和人之間常形成派係關係。他勸年輕人千萬不要卷入，盡量躲得遠遠的。
再有，張先生最反對國內考古學界的傳統師徒關係，建議中國的年輕一代要去許多老師那裏汲取每個人的精華，然後融會貫通，創造自己的學問。這樣才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否則跟著一個老師，至多跟他一樣，這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張先生還要求多讀考古學以外的書，考古不是簡單的挖死人骨頭，它是很複雜的社會人文科學。這個建議我覺得點到了目前考古學訓練的要害，沒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訓練，沒有其他技術手段的幫助，僅僅將自己的知識局限在史學和考古學中，研究水平是無法提高的。
最後，張先生要求弟子們了解世界考古學研究的現狀，不要念念中國的材料就滿足了。他強調了現代科學發展橫向比較和借鑒的重要性。如果隻會縱向比較，對別人的進步和成就一無所知，那就變成井底之蛙了。
在《中國考古學向何處去》的訪談錄中，張先生將西方的和國內的教育方法進一步作了比較，認為學生要把所有老師的學問都學到肚裏，消化一番，形成自己的見解，應當比老師強。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師徒相承雖然有優點，同時也有很大的弊病。好處是可以把一個老師的長處學得比較徹底，但是像學武術一樣，縱然把他老師的武藝學的很精，也很難超過先生。如果借鑒其他的學派，與師承的本事糅合到一起，才能進步。例如，他本人在美國和新考古學派進行辯論時，強調考古學的文化曆史學目的，和新考古學倡導的一些激進論點有衝突，所以自然被認為屬於傳統學派的代表。然而，張先生自己的研究在許多方麵都采取了後過程考古學的方法，超越了新考古學研究局限於生態決定論的闡釋方式，對考古材料中的藝術、宗教和象征意義進行了獨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