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氏本書的副標題是“滿族氏族組織研究”。可是，按照漢語文獻通常的說法，清代滿族，特別是康熙、乾隆年間大規模從關內回防東北各地的滿族，是以宗族（家族）作為基本的血緣組織的。我們注意到，氏族概念和宗族概念是不同的，它們卻被用以指同一事實。這種矛盾的出現可能源於事實的複雜性和論者對事實的不同側重。我們隻有了解東北滿族的血緣群體的實際情況，才能夠理解這種概念上的矛盾。
該書內容豐富，學術性強，從人類學的角度，運用相關手法來研究滿族，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矚目，對於後來的清史研究和滿族研究都有不小的影響。對於研究哈拉、莫昆及其他滿族社會問題的人來說，本書理所當然是必讀文獻之一。
三、史祿國對中國人類學的貢獻
在俄國1917年革命後以及在中國定居的幾十年裏，史祿國成了影響新的人類學和民族學體係形成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中國人類學發展早期起了關鍵性作用。“民族學界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並不是這些30年代或40年代在中國作短暫停留的來訪者，而是一位以中國為家的外國人——史祿國。”
（一）在“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中擔當要角
人類學源於16世紀的歐洲，19世紀中葉成為獨立學科，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人類學從附屬於史學、社會學的地位，成長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中，史祿國先生在其中擔當了要角，功不可沒。
首先，就中國人類學學科誕生來看。史祿國最初在中山大學任教，後來到了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接著又於1929年來到當時剛剛建立的國立清華大學，並協助成立了社會學係。隨著史祿國的到來，社會學係在自己的正式名稱中加上了“人類學”的字眼，並開設了人類學的課程，這個社會人類學係是中國第一個在名稱中加入“人類學”的係。有學者曾經提到，“你知道清華的社會學係的後麵為什麼拖了一個累贅的尾巴？（原編者注：這條尾巴最近被教育部的一紙命令輕輕地割掉了）你知道為什麼社會學係的同學覺得這條尾巴累贅要求切掉時有力者隻以“不討論”三字了之？這是當局覺得學生的意見無足輕重麼？不是，隻為表示我們這裏有了個以治人類學世界知名的學者史祿國先生（Pr．Shelokogoroff）。”雖然後來係名又改為了“社會學係”，但其組織形式變成了3個組：理論社會學、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人類學是該係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其次，就中國人類學範式的確立來看。史祿國先生對於人類學具有很深的造詣，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史先生一直是我國惟一的一名人類學教授，因此，對我國人類學學科範式的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史祿國是一個在歐洲人類學研究領域有著重要影響的老牌人類學家，他根據歐洲大陸人類學研究傳統，史祿國先生將人類學的學習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體質人類學，第二階段是學語言學，第三階段是學文化人類學。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田野中，史先生都教育自己的學生，讓他們將人類學看作是一個充分整合了民族學與語言學及體質人類學的學科。他主張把生物現象接上社會和文化現象，突破人類的精神領域，再從宗教信仰進入現在所謂意識形態和精神境界。這樣一以貫之地把人之所以為人，全部放進自然現象中，作為理性思考的對象，建立一門名副其實的人類學。
學科的劃分和研究範圍的規定在世界各國都是按照各自的情況，在曆史上逐步形成的。在30年代歐美學術界對人類學的理解也很不一致。“我（費孝通）在清華研究院上學時導師是沙俄時代培養出來的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他依據歐洲大陸的傳統認為人類學所包括的範圍很廣，主要有人類體質、語言、考古和文化。可說是人體和人文的總體研究”。史祿國認為，學習研究人類體質，要有生物學基礎，還要有考古學的基礎，人體研究涉及到人體解剖學及生理學的知識。研究人類的由來和人種的變異，牽連到古猿的演進和分化，涉及考古學的知識。人類社會的形成出於分工合作的群體生活，這種群體生活建立在會意的傳媒體係，即語言和文字，那就需要研究語言的形成、分布和變化。最後社會和文化研究群體分工合作秩序的建立和維持，以及爭奪剝削的矛盾和衝突，形成人和人的利害關係和道義關係，需要進行社會結構的分析。由於人不僅生活於自然的環境之中，而且已世世代代不斷創造、累積以及淘汰、破壞形成了一個人為的環境，就是文化，而文化的研究更需要自然演進和人文流動積澱的曆史知識。這樣看來人類學不僅內容包羅萬象，而且所學的基礎知識多門多類，實在是一門最廣泛的綜合學科。
（二）開辟我國北方少數民族調查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