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既得益於他在體質人類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方麵的精深學識，又得益於他在滿—通古斯民族中所做的深入細致的民族誌調查。他非常重視民族誌的田野調查，並身體力行。同時，他又特別強調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指出“沒有理論基礎，現代物理學就一天也不能存在。這一點對民族誌學來說同樣是正確的”。史祿國先生還具體地指出了理論訓練、理論準備和現代方法對收集民族誌新證據和確定調查方向的作用。
可以說，史氏是將人類學理論方法和民族誌調查有機結合起來從事薩滿教研究的先驅者。盡管由於特殊的人生際遇，他當時在人類學領域的影響遠不及同時代的馬林諾夫斯基，在薩滿教領域的影響也不如晚於他的埃利亞德，然而隨著學術的發展，研究的深入，其理論的廣博、宏闊、深邃，其學說的創新性、開拓性、超前性漸為學術界所認識，甚至有學者認為其在總體思路和對一些理論問題的探索上高於馬林諾夫斯基和埃利亞德一籌，相信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史氏的理論將會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四）在體質人類學探研中首創“類型比較法”
在華期間，史祿國側重中國人體質探研。1923年，他研究中國人體質的首部專著《華北人類學》由亞洲學會在上海出版，該書以山東、直隸（河北）和滿洲（東三省）漢人為考察對象，同滿人、朝鮮人、達斡爾人、通古斯人作比較，考求中國人種分類和分布。1923、1924年，史祿國又在滬、港、粵測量了805人，作華東和廣東人體質研究。其後在浙江、江蘇作體質測量，研究成果為《中國人體質發育過程》（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1926年冬至1927年春，史祿國在廈門大學國學院承擔了3項課題：“福建人種考”、“福建孩童長成測驗”、“東胡語言比較詞典”，並撰《中國人種概論》，擬刊於《國學季刊》。1928年五六月間，他在廣州測量了2212名學童，以研究“南方中國人發育問題”。7～10月，史祿國去昆明量得學生、兵士、罪犯共1995人，攝製人類學照片150餘幅，為求索南方中國人發育問題之一部分。10月底回廣州，又到軍中測量士兵。依據這些資料，綜合已往研究，史祿國出版了《華東和廣東省人類學》、《中國人體發育論》，寫成《中國南方人類學》（第一部）草稿，原擬作《西北人類學》，未成。
史祿國在體質人類學方麵的一大貢獻即在“類型比較法”。他在1912年～1918年在西伯利亞、蒙古和華北，1923～1924年又在上海、香港和廣州，實地測量中國人（漢族）1211，滿人81，朝鮮人142，達斡爾人49，通古斯人193，進行分析找出了5種不同的常見類型。在分析華北中國人體質時，他並非以全部資料作為一個樣本入手，而是先按被測量者的籍貫分地區組，分為山東、直隸（河北）、滿洲（東北三省）3組，加上原有2組（滿人、朝鮮人），共計5組，再作比較分析。後來，他在華東和廣東進行人體測量，又增加4組：江蘇、浙江、安徽和廣東。在測量犯人和學生體質時，也是先分組測量，再與普通人的資料相比較。“通過各組的比較研究結果不僅看到了各地區人口中包含的人體類型在數量上有所不同，而且還看到了各社會層次所包含的類型也有差異。這些比較研究使體質研究的統計結果可以反映出形成各地區人口的體質類型相對比重和分布狀態，可以推測過去人口移動的線索，進一步提供了許多研究民族史的重要的資料。各社會特殊階層所表現的體質類型上的差異也提出了社會分化在體質上的選擇作用，這是一個值得追究但還未引起注意的人類社會深層次的問題。”他對於社會分化的體質選擇問題未予深究，但他從不同體質類型的地域分布，結合他在人類學其它方麵的知識，對東亞民族在曆史上的變動過程作出了宏觀設想，對當今中國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史祿國體質人類學中重要的貢獻，就是他通過統計方法找出東亞的人類體質類型的成果。費孝通先生追述了他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史祿國教授在60年前學習體質人類學的經過，並介紹了他用類型比較法對東亞諸地區人的體質類型分析，勾畫了東亞人類過去六千年中在地域上的流動過程的梗概，這是他對體質人類學在族群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的最集中和明確的闡述。費孝通先生對史祿國的研究方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這是史氏所作出的把生物科學和人文科學相結合的一大貢獻，作者最近十多年來所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思路和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研究，得出對中國鄉鎮經濟發展的多種模式的看法，都是受益於史氏教育下所打下的學術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