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費孝通從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畢業後，經吳文藻先生介紹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人類學，師從史祿國。史祿國從體質人類學、語言學和社會人類學三個方麵為費先生製訂了一個係統的六年學習計劃。到1935年夏天，由於史祿國先生決定提前離開清華大學，費先生的學習計劃僅完成了體質人類學部分就告中斷。史祿國先生在離開之前安排費先生前往國內民族地區進行一次調查，於是就有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一書的出版。費先生認為，“從史祿國老師那裏學到的也許就是比較嚴格的科學態度和對各個民族在社會結構上各具特點、自成係統的認識”。然而費先生也承認，在正式接觸了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理論之後他才體會到，史祿國先生所教授的東西，尤其是對人的生物基礎的高度重視和對社會結構的整體論和係統論的強調，是和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相吻合的，而且這些正是馬氏功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整體論和係統論的觀點更是所有功能主義流派的基本理論前提。從這一點上來說，史祿國是費先生接受功能主義的引路人，正是他潛移默化的影響為費先生接受功能主義埋下了伏筆。費孝通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如果硬是要問我這一生在社區研究上有什麼‘得力武器’，我想到的也許就是從史老師那裏學來的‘類型比較法’。社區研究裏的‘類型比較法’就是在一個社區的社會結構裏抓住某些相關項目，按著特具的搭配方式，綜合成一個類型。然後再和不同社區裏見到的不同類型進行比較，揭示出它相似和相差的由來和所引起的不同後果。這個‘類型比較法’不就是史老師在分析他的體質資料時應用的方法？不也就是我在六十年前整天伏在統計方格紙上爬行所做的事麼？當我自己發現這種聯係時，我有點驚訝，早年的基本訓練影響一個人的思想竟如此之深，甚至在應用時完全沒有自覺地這樣做了。這其實也是不足為奇的。我們幼年養成的許多習慣豈不一直無意識地支配著我們行為直到老？80年代以來的15年裏，我繼續進行城鄉發展研究，指導我研究的方法看來還是這個‘類型比較法’，隻是名稱上有了改變，類型改成了‘模式’，實際是一回事。而且我還正在企圖從分析模式出發，逐步由點到麵地勾畫出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域格局。細節不必在這裏多說，我隻要強調一點，史老師所教給我的體質人類學是我的學術基礎，受用了一生。看來，不論從哪一個門進入學術堂奧，一旦進得去就會感覺路路相通，並不是一個迷宮。問題是在要能登堂之室，這一點在我個人說，不能不感激史祿國老師為我開的門。”
費孝通先生十分注重人才培養，他曾指出，“學術是要通過學人來傳襲和開拓的，學人是要從加強基礎學力和學術實踐中成長的。人才是文化傳襲和發展的載體，不從人才培養上下功夫，學術以及廣而大之的文化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哪裏還談得上發展和弘揚。”他特別強調，老一代在傳遞學術接力棒的時候，不僅要傳遞知識和學問，還要傳遞怎樣做學問和做人的道理，更希望把自己在碰到的困難和經驗教訓也告訴下一代，即給後人搭橋開路，希望他們少走彎路。1985年費先生創建了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1987年又創辦了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費先生積極倡導實地調查的風氣，注重把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結合在一起。
楊成誌對人類學、民俗學的認識有一個轉變過程。楊成誌主要在調查研究方麵受史祿國影響。留法後，楊成誌對人類學認識導入正途：“除聽課外，我特注重技術上的學習，在人類學實驗室學習人類測量學及頭骨學，作世界各人種的比較研究。”注重方法與技術的訓練。在學成回到中大後，他重振中大民俗學，並使之轉向人類學。中大也因而發展為中國人類學在南方的重鎮。楊成誌成了中山大學的領軍人物，“楊成誌在中山大學的時候從史祿國那裏接受了這種教育，又將它傳授給自己的學生；半個多世紀以後，楊成誌又在我麵前重複了這一課。”楊成誌曾率領學生考察了廣東北江、乳源瑤人，海南島黎族以及其他西南民族，培養了像梁釗韜、江應樑、容觀瓊、張壽祺等一批人類學人才，成為中國人類學開創者之一，中大也因而發展為中國人類學在南方的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