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近20餘年來的考古發掘中，卻出土了一些西漢時期的紙張。1979年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D21）出土麻紙5件8片，它們大多質地細勻，有的殘邊露出麻纖維，最大的一塊長32厘米，寬20厘米；與麻紙一起出土的還有西漢宣帝元康、甘露年間的紀年簡。此外，甘肅省金塔縣、內蒙古額濟納旗也曾出土過西漢的麻紙。然而上述這些麻紙均沒有書寫墨跡，這樣還不能肯定它們就是用來書寫文字、記錄知識、傳播信息的，有人認為它們也有可能是用來包裹雜物的。而在懸泉置遺址中卻發現了24張有清晰的書寫墨跡的麻質紙，它們有明確的層位，並與同時出土的有準確紀年（西漢宣帝、哀帝時期）的簡牘有共存關係。這一發現就確鑿無疑地把造紙術發明的時間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紀，比“蔡侯紙”提早了170多年，這對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將會產生重大影響。懸泉置麻質字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惟一有書寫墨跡的西漢麻紙，也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發現最早的墨跡紙張，學術界將其定名為“敦煌古紙”。
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大量簡牘，內容十分豐富，有皇帝的詔書、官府文書、司法文書、簿籍、文化科技資料和其它雜類，是當時邊郡及內地有關政治、軍事、經濟、交通郵驛、文化等活動的筆載，具體而生動，真實而詳確，多為其它史籍所缺略，史料價值極高。於同一地點一次性出土如此大量的具有清楚準確層位、單位關係的簡牘，在全國尚屬首次。由簡文內容可以確知，此遺址即是漢懸泉置，該置接受敦煌郡效穀縣節製。據一些寫有年號的簡和其它有關遺物判斷，該置時代上限始於西漢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下限可至魏晉時期，前後延續使用近400年。此外，還在置中塢內北牆上清理出書寫規整的墨書題記，內容為皇帝詔書和醫藥方，這有可能是為了便於遵照執行和利於藥方的隨時使用而特意寫上去的。
懸泉置的主要任務是接待東來西往的官員、使節、客商和其他人員，並負責傳遞郵件，其職能類似於今天的客棧和郵局。其內務機構有主管住宿的傳舍、主管飲食的廚、主管馬匹和運輸車輛的廄、主管總事務的置等四個部門，並有負責安全的戍卒和發配來的刑徒，機構齊全，設置完備，人員較多，承擔的任務也繁重。由此向我們展示出了一幅我國漢魏時代“置傳”、“置郵”具體運作的生動鮮活的圖卷，彌足珍貴。
如此重要的懸泉置，何以隻延續了約400年，魏晉時期就廢棄了呢？其原因何在？我認為這主要在於懸泉水過於細弱，大隊行旅過往恐常有供不應求之虞，並且其地緊靠蘭危山——截山子山麓，山中便於“賊人”隱藏，行旅的安全難以得到很好的保障；況且這裏地處洪積扇頂端，礫麵粗糙，參差不平，行走不便；因而到了隋唐時代隨著絲綢之路交通的更大發展，懸泉驛就很自然地移到了懸泉水之北9公裏的水源、安全、路況等方麵條件要好得多的苦水下遊綠洲的今甜澇壩之地。隨之這段交通路線亦有相應改動，懸泉置舊址及其沿三危山——截山子北麓行走的舊的交通線路廢棄，而代之如前所述的經由東泉、其頭、懸泉（甜澇壩古城）、常樂等驛溝通瓜沙二州的新驛道。由此可見，漢晉時期的懸泉置與隋唐時代的懸泉驛並不位於同地，二者各有其所。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懸泉水與本書前麵所寫的懸泉府、懸泉鎮（安西踏實破城子），它們雖均以“懸泉”命名，但位置卻大相徑庭，其間相隔約百裏之遙。可以想見，似懸泉府（鎮）這樣駐有千餘兵員的城堡，靠懸泉水這股細微的泉流是根本不可能敷其所用的。並且懸泉水周圍均為礫石戈壁灘和幹枯嶙峋的荒山，如果懸泉府（鎮）設在這裏，城中的百姓何以為生？群牧何以為牧？再說懸泉水位居截山子之北、常樂縣（六工破城）之西，又距瓜州、常樂較遠，與前引有關文獻對懸泉府（鎮）位置的記載迥然不同。可見，二者是不容混為一地的。
還可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唐代敦煌還設有與懸泉水同名的懸泉鄉，由敦煌文書的有關記載見，懸泉鄉的地域在沙州城東3．5公裏至20公裏一帶，約相當於今三危鄉的東部、郭家堡鄉的南部和五墩鄉的大部，與懸泉水亦遠隔百裏左右，二者根本不在一處。可見，如果僅僅根據名稱的相同或相近來判定有關地物位置的所在是靠不住的。
14．五棵樹井古城
五棵樹井古城又名甜水井二號遺址，位於蘆草溝下遊古綠洲西部，即今敦煌市城東北約60公裏的五棵樹井以北1．5公裏處，北距漢長城遺址12公裏，南距國道313線（安西——敦煌一若羌公路）甜水井道班亦12公裏。該城東北3．8公裏處，又有一座較小的同時代城址，70年代初前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敦煌縣文化館聯合組隊調查清理，分別將其命名為甜水井二號、一號（較小的）遺址。
五棵樹井古城四周低平，城址建在一座稍高的崗地上。城垣大部傾圮，毀壞嚴重，今天看起來隻是一所低矮殘缺的土圈子。千餘年來無情的大漠風，將其剝蝕得隻剩下了嶙嶙瘦骨。在這些斷壁殘垣麵前，一種濃烈的曆史感直撞胸襟，天地玄黃，歲月滄桑，時間的力量令人震撼，從這些殘破、淒怨的土垣、磚石中，我們似乎看到了先輩們那艱難而又不息的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