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些詩還是受曆史的局限，後來的《夢遊》《空曠在遠方》就有了更深的思考，眼界也開闊了。大致如此吧。如果不限於詩，我還想提到《滹沱河和我》……曉渡：那雖然是本散文集，但至少我是當詩讀的……順便問一句，像在這本集子中那樣集中處理童年經驗讓您覺得感傷嗎？
牛漢：不。我這人生來不喜歡感傷。有時我喜歡歎氣；但這種歎氣是很痛快的，跟唱歌相似。所謂“慨歎不已”吧，非常任性、深情的大聲慨歎。
曉渡：新詩從文化角度看一直處於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既衝突、又融合的關口上；一般認為在新詩和所謂“舊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裂”，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牛漢：背對中國的古體傳統，這是一種曆史現象，值得研究。新詩的開創人物，包括後來的聞一多、馮至等都有很深的舊體詩根底，但極少寫舊體詩。矯枉過正，這種情緒我能理解。不過，僅僅從文體角度區別詩的“新”、“舊”，太表麵化了。廢名三十年代就說過，不是看外國詩就能寫出新詩，也不是看古典詩寫出來就是舊的；“新”、“舊”與否，還是要看境界、情操，不能隻著眼於外部形式。艾略特有類似的看法，大意是說所謂“傳統”，就是過去的詩中超前的那一部分；而這個意義上的“傳統”，和“現代”毫不矛盾。我狠同意。廢名當時那樣說當然是有所指的。按照他的觀點，譬如許多用漢語寫的十四行詩就根本不是中國的新詩。難道學中國古典詩就一定寫舊詩，學外國古典詩就能寫出中國新詩？魯迅曾對一個朝鮮人說中國新詩經過試驗不成功，我想可能是指學外國古典詩寫中國新詩的試驗，在他看來並不成功。當然成功不成功要看怎麼看，新詩八十年在那麼小的空間內取得那麼大的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曉渡：您的詩和傳統詩歌、傳統文化的關係如何？中目古典詩歌和外國詩歌，您更多地從哪一方麵汲取營養？
牛漢：我父親的古體詩寫得很好，我小時也背過很多古詩。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必說了；後來盡管從未寫過舊體詩，但經常讀，並且多有收益。李賀的詩我就一再讀出新意和現代感。有些詩句不理解，但覺得很美，很堅厚，讓人探探體會到漢語的分量。詩和語言分不開，但外語和雙語不一樣。漢語詩歌重意象、意境，與漢語和漢語文化本身的特質是聯係在一起的；離開了這種特質，說什麼節奏、韻律？
不過，從文化的角度看，我還是受外國現代詩的影響較深。開始是俄羅斯：普希金、萊蒙托夫、捏克拉索夫等等。
萊蒙托夫有一首《童僧》，開頭的題詞是“讓我嚐一口蜜，我就去死”，令我深受感動。我寫《鄂爾多斯草原》主要就是受萊蒙托夫的啟發。帕斯捷爾納克、葉甫圖申科的詩是後來讀到的，也很喜歡。對帕詩幾乎全部喜歡。而對葉詩，隻欣賞一部分，他後來太強調自己的社會代表性（中國現在也有這類詩人）。七十年代對我影響較大的外國詩人是洛爾迦。
八十年代初讀到法國詩人夏爾的作品，深為震動。這一階段我常讀的還有阿萊桑德雷、桑戈爾、裏爾克和意大利“隱逸派”詩人的詩。再往後是布羅斯基和索因卡。布羅斯基的《黑馬》給我造成的震撼不下於夏爾。最近我正在讀他的《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所有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我的語言。
還有一個，D-H·勞倫斯，寫花花草草，寫神了。
曉渡：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很欣賞布羅斯基的《在但丁的陰影下》一文。布氏在該文中認為，“與偉大詩人的影響進行較量”，是現代寫作的“一個主要環節”。請問您心目中的“偉大詩人”有哪些？您又是如何與他們的影響進行較量的？
牛漢：我這個人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沒有存心和誰較量。但裏爾克的《杜依諾哀歌》，我認為宗教氣息很重，讀了好幾遍，仍沒有完全讀懂。艾略特當然也很偉大，但讀來有距離，太高貴，太莊嚴，太神聖了，缺乏親切感。寫《馬楚·比楚高峰》的聶魯達同樣夠得上偉大，但他一些歌功頌德的詩我不喜歡。
曉渡：那麼所謂“第一義的詩人”呢？您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談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