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觀，我在自己的論著中已經說得很多了，現在陶然兄要出“特輯”，讓我再說一說，隻好遵命。
什麼是文學？很難定義。正如什麼是“文化”、什麼是“美”、什麼是“人”，很難定義。但自己是文學理論研究者，又不能不定義。於是，我說，文學是訴諸語言的自由情感的審美存在形式。這一定義強調文學的情感性而不是形象性。散文之所以成為文學，並非形象性而是情感性。一切文學類形均以情感力量打動讀者。這一定義又強調文學比任何理性領域更為廣闊和靈活的自由性，它可以把自己的發現與發明推向極端。文學情感不是現實情感，而是處於無限時空中的自由情感，這種情感轉化為審美形式，便是文學。因此，文學離不開三項基本要素：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心靈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須切入心靈，《封神演義》雖有想象力，但未切入心靈，所以不是好文學。文學批評離不開兩大標準：精神內涵與審美形式。精神內涵包括思想內容、情感內容、心理內涵、知覺內容、社會曆史內涵等等，傑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內涵的深度、廣度與高度。把精神內涵狹窄化為政治內涵，把精神內涵的尺度狹窄化為政治尺度，以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是二十世紀我國文學曆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訓。文學事業是心靈的事業，不是功利的事業，但它具有廣義的功利內涵。換句話說，文學不追求具體的、短暫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延續、提升的“功利”，這便是康德所說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也是王國維所說的“無用之用”。還需特別強調的是，文學雖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隻審視功利，即審視人類功利活動在何處迷失，它構成怎樣的人性困境與生存困境。關於這一思想，我和林崗在《罪與文學》中曾作如下表述：
詩的立場天然地就是非實踐的，是反思的，是審視的。它站在現世的功利活動的另一麵，它關注著這個世界，但並不參與這個世界；它要反思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種種事業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麼？它要看看人類的種種奮鬥、爭奪、忙碌到頭來離當初的希望到底有多遠？它要審視人間的種種苦難、不幸和悲劇是不是源於我們本性深處的貪婪和邪惡？很顯然，文學不是站在一個現世的立場看世界的。所謂現世的立場就是理性和計算的立場，理性地設立一個功利性的目標，周密安排必要的計劃，並訴諸行動把它實現。文學站在現世立場的另一麵，以良知觀照人類的現世功利性活動，提示被現實圍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文學的立場是超越的，所謂超越就是對現世功利性的超越。
我一再說，文學是心靈的事業，不是頭腦的事業。這不是說，文學創作不必動腦筋，而是說，文學藝術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不同，它不是像科學那種靠邏輯靠推理去抵達自己的目標，而是靠想象、靠直覺、靠感悟去抵達目標。文學之法，乃是“無法之法”，即“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馬行空而不失為藝術。嚴羽說，詩有別趣，非天理也。這一命題強調文學的特征在於情趣，而不在於理念，是對詩的準確界說。但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文學完全與思想（包括與對世界人生的理解無關）。其實經典文學作品中總有大思想也總有對世界、曆史、人生的深刻認知，但這些思想與認知又總是像鹽或糖化入水中，無痕而有意味。它不訴諸概念，而是訴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學家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隻是他們的思想全是心靈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說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與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那種邏輯化、體係化的思想不同。我國最偉大的文學經典極品《紅樓夢》，也是一部偉大的“心學”，但它不是王陽明那種訴諸概念的心學，而是情感化、意象化了的心學，它與王陽明一樣，具有巨大的心學思想深度。
文學不僅展示現實時空，而且展示無限的自由時空。換言之，文學既是生活在“時代性”的維度上，更是生活在“時間性”（超時代）的維度上。因此，它既可以呈現為曆史、政治的《桃花扇》境界，又可以更高也更精彩地呈現為哲學、宇宙的《紅樓夢》境界。（王國維語）弗羅依德把文學界定為“夢”，帶有很大的真理性。這之前，曹雪芹早已把文學視為夢。《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史湘雲、薛寶釵、妙玉、晴雯、鴛鴦、芳官等，個個都是如詩如畫如同女神的詩意生命，可惜隻是“夢中人”。她們的詩詞都出自曹雪芹之筆，那些“閨閣女子”並非真的會寫《葬花吟》的詩人。賈府裏的那個大觀園，恐怕也隻是曹雪芹的“夢中園”（理想國）。這個國度“一國兩治”（一府兩治），有充分的寫作自由、結社自由、詩人們有詩的競賽而無人的嫉妬和爭名奪利等世俗機能。大觀園寓意極深，它暗示文學發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學存在的理由：寫作隻是生命快樂與心靈訴說的需求，並非“經國之大業”（曹丕語），更不是謀殺功名、財富、權力的器具。大觀園詩人合眾國裏，林黛玉最為傑出，她所以能成為首席詩人，是因為她最孤獨，最純粹，對於心靈的苦痛體驗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經曆、感覺、表述能力。主觀之詩人經曆淺些，但也不能憑空而“詩”。大觀園裏的作品，均見證了人性和見證了人的生存環境，甚至也見證了曆史，其詩情有傷感，有歡樂，有怨恨，有諷喻，但沒有一家以批判社會和幹預生活為自己的創作出發點，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詩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