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將嚴（又陵）林（琴南）分而論之，認為前者求“信”，後者卻以所謂“中介翻譯”（medio-translation）著稱，因“達雅”而致“順”，乃是我國翻譯實踐“不忠實”這一傳統路徑的突出代表。但嚴格地講，從曆史邏輯的角度考察，嚴複前期的翻譯其文化理念基於當時的思想框架（抑或政治語境）倒與林紓類似，因此《天演論》的翻譯路徑便和林譯小說差可近似，皆以“達旨”為目標，並不以“死扣原文”為目的。王克非指出：“嚴譯《天演論》無論在引進西學還是在翻譯實踐上都有重要意義，它是嚴複在特殊曆史條件下本著特殊目的以特殊方法移譯出來的。”【13】又說：“特定的曆史環境，使嚴複產生了特殊的翻譯動機，並使用特殊的譯法，這便是《天演論》的由來。”【13】1896年10月《天演論》移譯甫畢，嚴複便與梁啟超一封長信，述及自己感憤甲午之敗，遂奮筆而作《原強》等文，於此便可推知所謂“特殊的曆史條件”和“特殊的翻譯動機”，故而尤可玩味：“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造端於民，以智、德、力三者為根本。三者誠盛，則富強之效不為而成；三者誠衰，則雖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標，終亦頹廢。故其為論，首明強弱兼並乃天行之必，而無可逃，次指中國之民智、德、力三者已寙之實跡。夫如是，而使寙與寙遇，則雌雄勝負效不可知，及乎衰與盛鄰，則其終必折以入。然則中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存亡之數，不待再計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於除舊，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於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為經，而以格致所得之實理真知為緯。本既如是，標亦從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標所以救今日之阽危，雖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為術，皆無當也。”【14】據此當可揣摩出嚴複是時的文化理念：
一，他要以西方“格致新理”即進化論原理從根本上探討國家富強之因；二，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普遍規律，宇宙萬物包括人類社會概莫能外，中國已在世界競爭中落伍，隻有除舊布新，提高“三民”，才可能與外強決勝負；三，以引入的進化論和提高三民互為經緯，作救亡之術，最終為了國強民富之本。【15】可以說上述文化理念乃是嚴複翻譯策略得以確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嚴複開宗明義，申明此譯乃為“達旨”，意在“取便發揮”，而不斤斤計較於“字比句次”【16】，其實質便是“意譯”，因其“不忠實”而與林紓殊無二致。但這種“不忠實”卻是嚴複基於自己以及當時的文化理念和主體設計所作出的理性選擇，符合當時的曆史邏輯，而據此衍生而出的翻譯策略則毫無疑問便是當時文化策略的具體體現，並非率意而為之，故而嚴複的翻譯便在近代中國有了明確的文化定位，姑援引吳汝綸之論而申說之，便是：“仰執事之譯此書（按：指《天演論》），蓋傷吾士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主文譎諫之資而已。”【17】嚴譯西學與林譯小說雖然同為“古文翻譯”，而且就“信”而言，林紓也遠不能同嚴複相比，但是林譯小說卻由於林氏完全不懂西文及其譯作規模而在特定的曆史時期裏占據了特殊的位置，而這卻又是嚴複所難以望其項背的。正如劉納所說：“林紓的功績是不可替代的。他膾炙人口的譯品先聲奪人，既顯示了古文最後的風采，又昭示了西方文學誘人的魅力。”【18】即以郭沫若或錢鍾書而言，林譯小說的“不忠實”不但沒有引起這些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的不滿，相反倒是給了他們比那些“忠實”的譯作更大的滿足感。【19】而在這一點上，嚴複的運氣似乎就沒那麼好，雖說他所翻譯的西學名著在模築現代中國新文化思想的曆史進程中曾經發揮過遠遠大於林譯小說所曾發揮過的作用，但正由於他的“翻譯”是翻譯，而非簡單粗率的“改寫”或“挪用”，因此才使他的譯品“豐於名而薄於遇”，並因其譯品是否以“達雅”壓倒了“信”而一直為後人所詬病。魯迅曾在《關於翻譯的通信》一文中為其申辯，指出“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曆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書。”【20】當嚴複被力主白話文的瞿秋白置於與趙景深同等的位置而加以批評的時候，魯迅卻認為有必要對這二者加以區分：“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21】但即使是魯迅，也不能不在為嚴複辯護時表麵上也附和瞿秋白的說法，一邊強調嚴複在翻譯上曾下過很深的工夫，同時也承認說商務印書館翻印“嚴譯名著”沒有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