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魯迅看來，捍衛自己的“直譯說”原本是要捍衛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框架，所以該文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討論“文明”、“無產者”、“資產製度”、“階級觀念”和“無產階級文化”等問題，極力為“無產階級文學理論”辯護，認為“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因此自己以所謂“硬譯”為手段所從事的翻譯活動便不僅僅是一種跨語際實踐，卻深契於“無產者文學”及其文學理論的內在政治訴求【26】，因而符合是時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邏輯，故此不可輕易摒棄。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政治/文化選擇與文化定位已經相對清晰的基礎之上，魯迅甚至還以另一種方式為自己所謂的“硬譯說”增添了頗有精神力度的文化注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麵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隻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可見魯迅的“直譯”甚而至於所謂的“硬譯”卻完全出自於一種文化自覺，其目的是為了努力完成這種基於自己的思想框架所設定的文化理念並堅持不懈地從事這樣一種與近現代中國文化走向休戚相關的跨文化翻譯實踐，而不僅僅是以所謂跨語際實踐為其理論鵠的。1931年3月，趙景深在《讀書月刊》第1卷第6期上發表《論翻譯》一文，提出翻譯“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主張，再次抨擊魯迅及其“直譯說”。為此魯迅於1932年1月20日在《北鬥》第2卷第1期上發表了《再來一條‘順’的翻譯》這篇文章，以1930年8月3日上海《時報》移譯的一條國外新聞稿為“順譯模範文大成”之藍本對所謂的“順譯”現象予以諷刺，認為：“譯者不拘拘於‘硬譯’，而又要‘順’，所以有些不‘信’了。”並且堅持“信而不順”這條原則，同時提出了自己認為“信而不順”的譯文，最後不無諷刺地說道：“文明國人將自己們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國來，不料中國人卻還沒有這樣文明，連上海的翻譯家也不懂，偏不用鐵絲來穿，就隻照閻羅殿上的方法，‘秤’了一下完事。造謠的和幫助造謠的，一下子都顯出本相來了。”這次論爭再次說明魯迅堅持“直譯”抑或“硬譯”主張，其目的是為了堅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其中所特力標舉的政治訴求深契於自己預設的思想框架，並且與近現代中國的曆史走向一脈相承，因此，魯迅所從事的翻譯活動及所提倡的譯學主張其實質是反映了中國譯學的某種範式變革，作為一種跨文化翻譯實踐其所體現的內在的思想與文化模築力抑或思想/文化能產性【27】故而也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
另如D.Wright 所撰寫的Translating Science：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hemistry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1840-1900（2000，Academic Publishers）和鄒振環的《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相繼探討了西方化學和地理學知識在晚清引進中國以後對可以看出，前述晚清嚴複和林紓這兩條翻譯路徑之分疏、以及20世紀30年代初魯迅與新月派之間就“硬譯”問題所進行的翻譯論爭的確體現了文化理念、思想框架與譯學範式之間的互動作用，並且也有助於厘清翻譯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定位及其相關問題。對此所進行的個案研究說明無論嚴複、林紓抑或魯迅采取什麼樣的翻譯路徑，並且基於自己的文化理念進行什麼樣的範式變革，他們的翻譯活動和譯學思想都內涵著某種政治訴求，標舉著翻譯的思想/文化能產性，並且以此堅守著母語文化麵對異質文化應有的主體設計和自我思想與文化立場，激活了翻譯作為一種鮮活的文化活動其內在的思想與文化模築力。這種範式轉換顯然有別於強調技術操作程式的、以語音、語法、詞彙要素為基本框架的翻譯模式，進而也有別於以有知無識的“技術抑或知性分析”遮蔽異質文化之間潛在的曆史邏輯、簡化異質語言之間的內在張力、同時抽空“信達雅”標準其複雜的思想文化內涵的譯學模式，因而它也就在強調翻譯的思想/文化能產性、同時使異質語言實體愈趨豐盈的闡釋過程中使譯者成為異質文化、異質思想形態和異質語詞之間真正的文化和思想橋梁，從而將翻譯由原來的跨語際實踐轉換為一種跨文化實踐、轉換成具有強大思想和文化生產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領域。毋庸置言，以嚴複、林紓和魯迅為代表的譯學範式和我國近現代史中原本十分豐富的譯學資源一樣原屬一筆豐厚的文化資源，在我們今天討論文化理念、思想框架與譯學範式之間的互動作用以及翻譯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定位問題時應予進行正麵的開掘和梳理，倘能如此，則肯定會有助於深化我國的譯學研究，促使其漸次完成自己的範式轉換，在拓展其理論視野、適時注入新型學理的同時，也漸次拓展自己的研究層麵，豐富自己的研究肌理，提升其科學品位，凸顯其在當今跨文化語境下所具有的特殊價值和曆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