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英美文論不同，中國文論尤其重視實際批評，不尚空論。這種獨特的闡釋方式可以幫助譯者順利地解碼，獲取信息，處理信息，在譯本中重建原作含義。比如杜甫名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金聖歎批注首先破題：“一傳聞如此，可見先生此心無日不在朝廷。”據此可知子美著一“聞”字已與下文第二行“初聞涕淚滿衣裳”呼應，同時又照應於全詩的“忽傳”、“喜欲狂”、“放歌”、“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以及“即”、“便”等字，詩人狂喜欲醉之情溢於言表，所以不能以平常心對平常字，輕描淡寫，隨便處置。徐忠傑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唐詩二百首英譯》一書中譯此詩將詩題處理為At the News of the Imperial Forces Recovering Henan and Hebei，“聞”字意境全無，且與下文無所粘連，當屬敗譯。時下常有人推崇美國的“新批評派”，並援引有關模式用以闡釋中國文學作品，卻不知新批評派所崇尚的“細讀法”作為一種批評模式也見於中國古代文論。通觀金聖歎的《杜詩解》，類似的手法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杜甫《秋興》八首和《北征》的批注最為著名。前述所引子美名詩，金聖歎在批注時亦十分精細，體現了自家本色。如評頜聯“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金聖歎說：“‘愁何在’妙。平日我雖不在妻子麵前愁，妻子卻偏要在我麵前愁，一切攢眉淚眼之狀，甚是難看。今日涕淚沾濕中，卻看妻子顏麵，已絕不類平時，然則你們底愁竟會向那裏去耶。‘漫卷詩書’妙。身在劍外，惟以詩書消遣過日，心卻不在詩書上。今已聞此捷音，極其得意，要這詩書何用？見推在案頭者，趁手一總卷去，不管他是詩是書，一類非一類也。寫初聞光景如畫，為一解”。反觀徐譯已解作“I _disibledevent=I would let/make you go，因此原詩“And you should…refuse…”就應該理解為“And I would makeyou refuse…”，這就意味著在you 所承擔的義務背後必定有“I”的意誌在起支配作用，類同於“垂簾聽政”，隱而不見卻處處皆在。因此，當這位“求愛者”在說“We would sit down…”這句話的時候，中心是“I”，意為“We are determined to sit down…”，而當他說“You should…refuse…”的時候，中心仍然是“I”，意為“I am determined to make you refuse…”。求婚者奉這位coy mistress 為天仙，卻不賦予對方以任何權力，中心意識何其強也。反觀譯詩卻一律處理作“可以”，看來還是值得商榷的。
限於篇幅就不再用心理分析、神話——原型等批評模式展開討論了，但綜上所述，可以明確地看出，文論模式對於翻譯闡釋尤其重要，絕不可等閑視之，還望引起譯界同仁注意。
四
至此，我們從文論模式入手，再援引中國與西方文論模式對翻譯闡釋這種獨特的認知活動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主要的目的還在於為譯學研究與實踐引入一個新的視角，將此前被人忽視的文論模式納入學術視野，以促進我國譯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想必具有一定的意義。
本文討論的重點是文論模式與詩歌翻譯闡釋之間的關係，因此首先強調翻譯是一種動態的認知抑或闡釋過程，這個過程處於較高的層麵，旨在利用較高層次的手段去處理信息，而這些手段中較為重要的就是文論批評模式。應該說這個問題的提出是針對國內當下理論流行乏於實際操作的時尚有感而發的。一方麵的理論泛濫、術語成災，一方麵是沉湎於直覺體會而怡然自得，沒有理論的升華，難以洞察闡釋對象，成就真正的譯品。文論模式見於批評實踐，譯者從事翻譯認知活動，這整個過程必然涉及價值判斷，因此熟諳文論模式，熟諳批評實踐尢為重要。通過這個過程，譯者既可以在較高的層麵上進行翻譯闡釋，又可以培養批評實踐的操作智慧，使理論走下典籍文化的殿堂而植根於譯學實踐的沃土，精耕細作，自成高格，為我國譯學事業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原載：《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二期，第88-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