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間詞話》與中西文論的交融
王國維在近代文學批評及美學史上的貢獻主要在於學術肌理上的理論注入。有別於潛心科學資料歸檔式的研究範式，他以《紅樓夢評論》和《人間詞話》等為呈現文本，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之上為我國經由曆史的流變而形成的詩學文本注入了自己知性思維的成果，因而使其成為理性的結晶。這種本質性的智慧把握猶如史筆直抒詩心，在中國詩學發展的客觀脈絡之中織進了主體的自在反思，為厘清中國詩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提供了理論前提。
研讀王國維所提供的詩學文本，直觀的印象必然是以“誤讀”為其基本特征。比如“王國維對《紅樓夢》整體象征意義的評說並不符合作品實際，其實是一種‘誤讀’。他的目標是引進西方理論，評論中先樹起一套從叔本華等西方哲人那裏借來的論點，然後去闡解《紅樓夢》，最終是為了證說西方理論方法，背後有著對現代批評新思維的渴求”【1】。至於《人間詞話》對南宋詞的評價則更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因此常常引起非議。在清人陳廷焯看來，“詞家好分南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竊謂論詞隻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為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為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2】。可是王國維卻認為：“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頡頏者，唯一幼安耳。”【3】甚至說：“詞之最工者，實惟後主、正中、永叔、少遊、美成，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4】近世詞家陳兼與以為這種批評不乏偏見：“其於古人所許可者，五代後主外，惟端己、正中，北宋惟同叔、永叔、東坡、少遊、美成數人，南宋惟稼軒耳。立論正大而高遠，一歸於渾淪要眇，洗雕琢粉飾、摹仿敷衍之習，為倚聲家金針度盡。然間亦有不可理解及近於偏見者。”【5】唐圭璋先生亦在30年代就指出：“海寧王靜安氏，曾著《人間詞話》，議論精到，夙為人所傳誦。然其評諸家得失，亦間有未盡當者因略論之。”【6】其實，王國維對中國傳統詩學文本的誤讀完全是有意而為之，意在與傳統詩學的點悟式和疏辯考證範式拉開距離，造成疏離效果，以詩心直麵詩學文本，秉史筆直抒胸臆，從中讀解“美術之特質”與“人類全體之性質”，其動機緣於自覺的理論追求。這與郭沫若在“五四”時期對孔子及其學說進行詩化、藝術化與情緒化的曲解重構的情況一樣，其出發點是要以今人之眼換“古人之眼”，為觀測傳統提供全新的視角。英國哲人羅素曾經提出過一種“狀物論”，與清儒段玉裁的看法相同，認為各人的說法應該還給各人，“因為孔子究竟是怎麼一個人，誰也不曾知道過。他的門弟子有種種說法，孟、荀也有孟、荀的說法，兩漢儒士，董仲舒、劉歆，也有他們的說法，漢末鄭玄、王肅，以及魏晉的何晏、王弼，也各有各的說法。到了兩宋元明，理學家的孔子，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說法。”【7】所以有人說，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誤讀史。這是因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並且在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上是適於普遍應用的形式”【8】。這種“被曲解了的形式”訴諸《人間詞話》，便激活並形成了中國詩學的一部重構文本，在中國詩學傳統中注入了理論肌理，使中國詩學超越了內部各要素彼此孤立的原生代而蛻化變異，獲得了新生。因此，可以說《人間詞話》對南宋詞人的“誤讀”實質是基於西方理論預設的結構重組，其意義在於使中國詩學接受西方理性光輝的洗禮，有助於對經驗直覺加以提升，使經驗知識形態內部結構的無序性與模糊性向層次序列化和清晰化的“係統”狀態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