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人類學家赫斯科維茨（M.J.Herskovits）的解釋，中西比較詩學的“影響研究”“是對已經完成的文化變遷的研究”，而所謂“平行研究”則是“對正在進行中的文化變遷的研究”，前者可謂中西詩學的曆時靜態“考古”，後者則著眼於中西詩學的共時動態“涵化”，而詩學涵化的生命力不在單向的移植，卻取決於雙向的熔鑄和“綜攝”（syncretism）。由於中西詩學因傳統特異而呈異態展示，而傳統的輻射性（effective history）又可以將其效力訴諸於中西詩學各自的“視野”（horizons）與“立場”（situation），因此雙向的熔鑄當移步換景，雙方互為主體與客體，在深掘曆史從而叩問傳統的同時自由地挪用同質或異質文化資源，以求“視野的融彙”（fusion of horizons）和中西詩學的“綜攝”。本文契合於中國詩學傳統，旨在重建中國詩學本位話語，同時擬將挪用該傳統中具有原創性質的基元命題“以少總多”說為同質文化資源，並以之印證西方詩學及其批評實踐，為中西詩學的雙向熔鑄和綜攝提供一個可能的例證。
1“以少總多”說的基本內涵
中國文論“以少總多”說作為一個理論命題始見於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但作為一個曆史概念積澱著中國獨具東方特色的詩性智慧，卻已走過了幾千年的漫長曆程。和諸多其它命題如“虛實相生”、“言象意道”等一樣，“以少總多”說也具有原創性，它植根於中國具象思維的沃土，因詩性智慧的滋養而得以發展，隨曆史的遞嬗終至進入中國文論基元係統規定著中國文論的價值取向，決定著文論諸範疇（如比興、含蓄、繁簡等）的精神內涵，為塑造中國文學的文化品格做出了重大貢獻。“以少總多”說植根於遠古，大成於《易經》，由劉勰正式提出，張揚之舉澤被後世，奉為圭臬者代不乏人。該命題成熟很早，積澱下來已潛至詩性智慧的深層。它有豐滿的理論肌質和深刻的思維深度，不啻是中國藝術創作規律的本質規定，無疑具有本體性質，同時又以具象為其特點，毋寧說就是“道”（本質、規律）與“器”（情貌、物象）的有機統一，隻不過這個基元命題不以概念凸現，卻以意象呈示，因此“以少總多”其本質就是“以象總象”或“以共象總殊象”，同時又以尚象、崇簡、去累（莊子語）呈三維展示，每一個共象都是一個母題，其中包涵著中國詩學的具象式致思曆程。
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裏說：“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1】這在一般的意義上是對詩人的藝術構思與藝術表達之間關係的論述，學術界也多將這一段文字視為劉勰文學創作論的精華。但也應該看到，所謂“以少總多”不啻是對語言表達能夠窮理窮形之奧秘的揭示。這是一種藝術追求，也是語言表達麵對眾象紛呈所做出的一種自覺的選擇。《神思》篇雲：“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裏。”
【2】以言盡意之難，於此可見一斑。在劉勰看來，“物無隱貌”其前提是“樞機方通”，而樞機卻受辭令管束，辭達樞機通暢則可使“物無隱貌”或曰“情貌無遺”，但是由於“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近乎無奈的窘境迫使曆代文人自覺追求以有限的語言表達無盡的情貌，這就踏上了“以少總多”的知行旅程。正如歐陽建《言盡意論》所言：“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言不暢誌，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誌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誌，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3】據此，言可盡，盡的是物貌情誌，但關鍵是言要相接，名可辨物，相接則情誌暢，辨物則名品殊；名殊的目的是要“辨其實”，即現代語義學所謂“切分現實”（segmentation of reality）【4】，使“言”走向“實”，使語言與現實世界發生聯係，而這條紐帶就是“義理”，其本質就是現實世界經過名之切分轉化而來的語義實體，是情誌能夠把握的現實個體，由此，“名”殊則“實”分、義別、理異，被切分的現實因之而異態紛呈，形成“多”的世界。當然“稱名”務須“取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5】，但由於有限的語言表達與無窮的物象之間業已存在的深刻矛盾，“稱名也小，取類也大”【6】，以小名欲取大類，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少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