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具象涉及詩性式的操作智慧，其運作過程必定受製於源遠流長的尚象精神。但與尚象形成對比的是，去累至後世已然杳無形跡，多作為“以少總多”的致思前提而存在，而崇簡卻“彰往察來”，在後世文論中屢見不鮮，是“以少總多”說最具體的體現。隻不過文論家受製於實踐理性，短於玄思，多以“言旨”、“語意”和“辭義”等的對立來說明“以少總多”式的創作規律，將崇簡精神簡而言之，做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比如大概就在“以少總多”說在《易經》裏得以成熟的時期，孟子就已指出：“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11】直接說到了“以少總多”說的指涉觀問題，其高明之處就在於提出了“守約施博”論，頗與近世“所指延伸”說近似。以後西漢司馬遷承其衣缽，並以此評說屈原：“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12】類似的說法在南朝宋宗炳的筆下一洗玄妙，變得明晰通靈：“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13】劉勰集“以少總多”說之大成，一部《文心雕龍》處處都可見到該命題的蹤跡，如“乘一總萬，舉要治繁”（《總術》）、“簡言達旨，變通會適”（《征聖》）、“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物色》），與《易經》一脈相承。有唐一代，詩風大盛，劉知幾深詣藝術創作規律，明確指出：“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他認為：“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所以“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4】。宋代歐陽修得此風潤澤，在《六一詩話》裏說到：“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這樣，尚簡之風至宋朝已是大肆張揚，將“以少總多”推向了極致。如葉夢得“博觀而約取”（《石林詩話》），薑夔倡“語貴含蓄”（《白石道人詩說》），陳馬癸為此下注，稱“蓄意為工”，認為“且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文則》）魏慶之“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詩人玉屑》），何溪汶“用語十分，下語三分”（《竹莊詩話》），也都能得“以少總多”之要旨。元人承宋人之說，所見皆是，如“辭簡意味長……含糊則有餘味”（範德機《木天禁語》），“語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揚載《詩法家數》）。明清兩代，無出左右，其對藝術創作本質的理解竟和曆代文論大體一致，李東陽《麓堂詩話》稱：“辭貴簡遠……語短而意益長”。袁中道也與先賢唱和：“天下之文，莫妙於言有盡而意無窮。”（《淡成集序》）清代許昂霄評詞，認為“言短意長，所以為佳”（《詞餘偶評》），劉熙載則說“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藝概·詩概》）。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去累”之說幾近絕響，卻在馮金伯的筆下泛起了些許漣漪：“以無累之神，含有道之器”（《詞苑萃編·旨趣》）。最值得一提的是，尚簡精神延及數代，卻在清人劉大木魁的《論文偶記》裏得到了最詳盡的說明：“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真可謂無所不簡，著一“簡”字，則“以少總多”臻至盡境矣。
至此可以看出“以少總多”說對中國文論的影響極其深遠，無論理論層麵還是批評實踐都因循這種傳統，當然也都是該命題的多維呈示抑或表象凸現，本身並沒有質的改變。由於這個基元命題的深刻影響，中國文論浸淫於詩性智慧，長於具象式的抽象運動，嚐將“以少總多”說納於實踐理性的統轄之下，推衍而出詩性式的操作智慧，短於玄思，卻致力於批評實踐。因此中國文論的理論維度猶如“大象無形”，常以隱性的生命形態遊走於諸般“象語”，並不做顯性展示，換句話講，毋寧說中國詩學所遣用的諸般象語本身就是理論形態（道）與批評實踐（器）的有機統一體。比之於西方詩學，這正好凸現了中國詩學的特質，而唯有“雙峰對峙”才可能對話，才有雙向熔鑄和綜攝的必要前提。
3“以少總多”說與中西詩學的熔鑄
簡而言之，在中國詩學的本位話語體係裏，“以少總多”說植根於詩性智慧，表現為具象思維，受製於實踐理性。其前提是一多對立和所指的具象延伸；其含義為“以象總象”或“以共象總殊象”。作為中國詩學的基元命題主要以尚象、崇簡、去累為理論樞紐而深契於批評實踐，舉凡比興、隱喻、象征、隱秀、白描、用典等批評手法都是這個命題的物化形態，都是“以少總多”說的具象延伸。在這裏“殊象”分指物象和世象，共象則常以“象語”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