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也是一種人生；學者生涯也是詩；考據學承載著前輩學者的精神履曆和心路曆程，亦可激活許多精神話題，有裨於繼往開來的學術追求和不可或缺的精神定位；有厚度的學術梳理非為雕蟲小技，而是一種心靈的探幽訪勝，自有深情遠致。——作者題記《中外文化與文論》（第2輯）特地推出“考據學的傳承與更新”專欄【1】，由葉舒憲教授主持，特邀了國內一批學有專攻、成果卓著的學者，結合自己的學術實踐，著眼於傳統考據學的創造性轉化，探索現代研究方法的更新，對這一重大的文化課題進行了頗有價值的討論，予人多有啟迪。現就個人研習所見，也提出一些看法，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一
以埋頭書齋整理古籍為其基本特征的傳統考據學肇始於古代經學的方法論，從校訂經書、說解經義，到考究古代典章製度、地理沿革、天文曆法、聲韻音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2】，主張以文字學為基礎，從訓詁音韻、典章製度等方麵闡明經典大義，反對“空言說理”、“輕憑臆解”而“求之古經”、“求之故訓”。從本質上講，所謂考據學就是一種實證科學，由於考證的目的是要“明道”，因此，考據學又可說是一種具有技術內涵的文化操作，盡管要求實事求是、摒棄任何的價值滲入，但它絕不是一種純然客觀的、與研究主體無關的技術操作，倘若沒有文化意義的追求，傳統考據學就不會因其獨特的學術成就產生價值效應，而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因此日本學者村瀨裕也認為：“起這種作用的考據學必須作為一種思想史的事態來處理，並且指出通常所謂考據學者的無思想性，其實也是一種基於特定社會意識上的固有的思想現象，必須討論其自身的思想史意義。”【3】在這位日本學者看來，考據學這種堅持“實證的科學的無前提”的立場，依據歸納的方法以確立嚴格的客觀態度，是“通道”的首要條件，其促成因素有二：“第一，是對不顧事實根據，不以積累經驗知識來充實自己的空疏高遠學問的反命題；第二，是對要把‘自己的所謂理’普遍化合理化，強迫萬人的恣意獨斷的形而上學的反抗”【4】，因此，實證精神便深深地織進了考據學者的一切研究活動。清代樸學皖派大師戴東原一生力破“人蔽”，曾說；“仆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同時指出：“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並且據以抨擊漢儒宋人，說道：“誌存聞道，必空所依榜。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棄。”在他看來，義理、考核、文章三位一體，“義理即考核，文章之源也。”【5】戴震本人從名物、度數入手以通經義，將其視為自己的看家功夫，同時資以淹博、識斷、精審三端，頗具現代科學實證精神，直逼牛頓、達爾文，因此時人譽之“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有清一代，乾嘉以後樸學大興，計有吳、皖、揚、浙四個係派，分別以惠棟、戴震、王念孫、引之父子和全謝山、章實齋等為首，蔚為大觀。其時經學家十有八九兼治天算，力倡實學，陸續推出《曉庵新法》（錫闡）、《勿庵曆算全書》（文鼎）、《慎修數學》（江永）等天算名著，為科學的實證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戴震本人更是富有科學精神，經年累月，從《永樂大典》中整理出了《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又精通古音，立音類正轉旁轉之例，從分析《廣韻》係統入手，區別等呼洪細與韻類異同，創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並且精於文字訓詁，對古代名物考釋也時有創獲，以研究實績為清代樸學提供了個案基礎。總的來講，基於傳統考據學的實際成就，可以看出這種實證研究的理論要領是“淹博、識斷、精審”，操作原則是“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要求“征古而條貫，合道而留餘議”，反對“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6】，並將其懸為有清一代樸學家們共同的研究範式和學術信仰，因此而成為傳統考據學的靈魂與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