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S·庫恩曾撰有一本名為《必要的張力》的“科學的傳統和變革論文選”，集中探討了科學範式的傳承與更新問題。就此而言，庫恩認為“常規研究，即使是最好的常規研究，也是一種高度收斂的活動，它的基礎牢固地建立在從科學教育中獲得的某種共識上，而這種共識又在以後專業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強”【9】，在他看來，“科學研究隻有牢固地紮根於當代科學傳統之中，才能打破舊傳統，建立新傳統”【10】，而“科學家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就必須要受到一係列複雜的思想上和操作上的約束”【11】。顯而易見，庫恩所說的思想和操作上的雙重約束自當包括學術範式的四個要素對學術研究所框定的理論預設，這用庫恩自己的話來講，就是所謂的“精神定向”（mental sets）抑或理論“調節”（Einstellungen）。為了確定各學科共識產生的時間以厘定科學範式的創始年代，庫恩還進行“知識考古”，掘出了以下事實：數學和天文學的“共識”完成於史前期，其研究範式也隨之產生；力學、幾何光學和生理學的部分領域，其範式的形成當從上古算起；其他大部分自然科學則是到文藝複興時期才初步形成共識而構成科學範式，比如物理光學在17世紀末，電學、化學以及熱學在18世紀初，地質學在19世紀初。顯然，這又與我國清代樸學家的意見達成了共識，因為當時的考據學家們認為“學術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事業”，不可能一蹴而就，隻能勉力而行。有意思的是，庫恩覺得本世紀在科學範式的創新上所體現的特點在少數社會科學中也第一次出現了部分的共識，而與此相反，中國的考據學卻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即已有明確的理路，並隨即建立了自已的科學研究範式，這種範式的影響之深遠，可以說現代中國的諸多學科如古文獻學、考古學等都從中吸取過不少的思想養分。
然而，時至今日，當我們試圖擺脫生存經驗的當下性造成的對曆史的誤讀，取定一個距離適度的位置較超脫地審視傳統考據學研究範式形成以後的那一段曆史的時候，我們發現學術的發展似乎已經偏離了自己正常的軌道，嚴重的失範和失語症困擾著整個學術界，空疏的學風泛濫造成學術資源的短缺，遑論對整個人類科學知識的增長作出自己的貢獻。在談到這段曆史時，前輩學人曾經說道：“蓋自道、鹹以來，內憂外患，紛起迭乘，國人思變心切，舊學日遭懷疑，群盼西化，能資拯救。”【12】陳寅恪先生也指出：“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遂演為改製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化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聯係。”【13】自此以後，西學大規模地輸入中國，使中國學術界為之傾倒。“猶如漢、唐佛教的輸入極大地改造了中國原有的儒學麵貌一樣，西學也相當徹底地改造了國學。五四以後中國學術思潮變化的趨勢，注定了舊國學不再占據學界主流的曆史命運，而原來意義上的國學研究也改換上了西學的框架。中國學界的年輕傳人一代比一代更需要克服‘轉譯’的障礙才能真正獲得與傳統對話的資格。”【14】當然，我們也不能單用“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來概括這時期的中國學界，因為這的確是不太公允的，況且在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也出現了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可以說，這10年的學術秩序和規範是對五四時期學界失範現象的曆史性反撥，隻可惜好景不長，玄想意度的學風加上非學術的信仰經驗再夾裹著西學話語一時風靡學界，逐步拓寬了失範與失語頑症的傳染範圍，同時抽空了國學原初的文化元質，截斷了國學研究對其傳統淵源天然的依戀，這樣一來，文化疏離感愈見增強，理論創新力愈難激活，學術研究全憑異域常識進行不太規範的操作，無根與無語相攜而行，遂使中國學界陷入了被嚴重懸置的尷尬境地。
當然，審視曆史其實質是在反思既往的選擇，這是每一個今天麵對未來都要進行的心智操練，否則便會喪失民族主體內在的文化品格。據此而綜觀中國學界現在的研究狀況，有識之士都不免深切地感受到失範與失語所造成的疏離與痛楚。從“重建中國學術話語”的呐喊到“重鑄中國學術品格”以及“中國學術話語的現代轉換”這樣的理性延伸，學界正試圖剝離身上厚重的“白人麵具”，清掃歐風西雨衝刷文化本土所留下的斑斑印跡，智性因為曆史深度感的緩慢複蘇正透過時空的冰涼直逼本土學術的活水源頭，希冀從中掘出“毫無欺騙意圖的文化元質”。顯然，世紀之交這種冷峻的學術整容將給以西方規則為其筋骨的話語體係以有益的調整，中國學界也將踏上“回家”的艱難征程，從此在古今巨大的時空場中來回穿梭，捋清本土學術話語體係的來龍去脈及其範式意義，為重鑄民族學術品格尋找富於質感的歸宿，同時在學科進步與曆史變遷的雙重軌跡之中不斷地尋找新的話語生長點，用經過驗證、質性很強、頗具可操作性的話語規則而深契於世界知識網絡，為當代世界學術體係輸送中國學者持久的關懷。因此，我們當下的學術選擇應該是“自我約束的學術規範，借助於一係列沒有多少詩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將前此產生的‘思想火花’轉化為學術成果”，隻是“這種日趨專業化的趨勢，對許多缺乏必要的學術訓練、單憑常識和靈感提問題的學者，將會是個嚴峻的考驗”【15】。而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強調傳統考據學的傳承與更新，強調重建學術規範與本土學術話語，療治學術失範與失語現象，本身就意味深長，不啻是理性思索與選擇的結果，確定值得學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