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經學之爭有三條明晰的軌跡。武帝時獨尊今文經學，而又以《公羊》最為重要，因為武帝可以借之挪用經典文化資源，確立神授地位，豐富權變智慧，闡發神學政治“大一統”之要義，為自己的王權專製掃清思想障礙。加之董仲舒精研《公羊》，雜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之說，使經義趨於係統，愈益神化，亦便於操作，更加迎合武帝的政治與文化取向，遂得以罷黯諸經，卓然而出。所以，武帝獨尊儒術，究其實質是獨尊今文經學，就是獨尊《公羊》。此其一。由於《穀梁》後來的異軍突起，石渠閣會議宣帝親臨禦前裁決，旨在解決今文經學內部糾紛，以調和告終，使一家平分天下，結束了武帝時代獨尊《公羊》的局而，造成今文經學的合流。此其二。自西漢末至東漢初，由於天人感應論、神學日的論以及讖緯神秘說的泛濫，儒術的應用變成了一種神秘的宗教實踐，今文經學自身陷入危機，更因劉敵力倡，占文經學逐漸崛起，這便引發了今占兩派的白虎觀之辯。此事見於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是時諸儒同聚白虎觀講義《五經》同異，章親稱製臨決。會議數月方罷，後令史臣班固撰集其議，成書名《白虎通義》。會中，名儒李育與賈逵辯難，今古兩派針鋒相對。“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1】。賈逵則據例說明“《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2】。從而深得章帝歡心，並於建初八年沼儒生從逵受《左氏》、《穀梁》、《占文尚書》與《毛詩》，從此占文四經遂流布於世。而這次的“會議經要”《白虎通義》則主要因襲董說，以神學思想為基礎構架，以陰陽五行說為理論肌理，對社會生活國家製度乃至自然演義的方方麵麵均作了迎合神學政治及宗教實踐的解說與規定，尤其強化了神權與王權的統一，使儒學成為儒教，成為王權的神授元典、一筆永遠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
兩漢的經學之爭深刻地影響了自漢一代幾次重大的文學之爭，使之緣飾經義、依經斷獄，在經學範型的塑造下鑄成經學品格，無論是發生模式、批評方法、價值觀念還是詮釋目的以及觀察視野都因經學品格的衍射而以經義為淵藪和鵠的，對當世以及後世文學或文學批評產生了持久的經學效應。
漢代最大的文學之爭集中圍繞屈騷進行，上至王室，下被儒生，始於劉安與司馬遷，中經揚雄和班固，之後又在王逸的手上經過經學化的理性提煉而得以最終完成。這場論爭置身於兩漢大一統的專製文化氛圍，基於王室成員及儒生自己的文化經驗，同於儒學高度經學化的話語範式，終而導致了政教中心論的確立和牽強附會文論的產生。根據屈騷學的曆史發展，傳統的批評主要在以下六個層麵上進行：一，屈原之為“人格文本”，集中討論作者的生平、性格與思想，並對之作出靜態描述和動態論釋與評價；二，《楚辭》之為“文字文本”，皆以文化經驗為因緣，而深契於文學思潮的發展大勢，著重對其作出實際的論釋與評價；三，《楚辭》之為“文體文本”，重在語言形式、題材內容與總體風格；四，《楚辭》之為“文類文本”，討論該文類的源起、形成與流變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五，《楚辭》之為“史料文本”，旨在考證作品真偽、辨訂寫作時間；六，《楚辭》之為“專題文本”，因研究目的和內容的不同而作相應的專題討論。據此總括而言，兩漢的屈騷之爭主要在上述一、二兩個層麵上進行，而又以第一層麵為其重點，主要基於論者個人的文化經驗而附會於屈原的人格要素，或是“感同身受”，或是“主體證悟”，均以人格與作品這兩種文本為依據。並緣飾經義而合於政統，在為大一統帝國提供文化注腳的同時，又為經學化之儒學提供了個案文本，也為自己的文化生存經驗注入了可資參鑒的生命要素。
屈騷之爭之動因首先緣於王權的文化偏好。由於神權政治的文化需要，董仲舒投以公羊之學，使儒學獨尊，繼而趨於經學化，並成為屈騷之爭的批評依據和理論標尺。就其發生因素而言，兩漢上下熱烈地批評屈騷，其淺表的解釋一是基於時間因素，因為漢代距屈原不遠，二是基於地緣因素，因為漢代王族均是楚人，多好“楚聲”。《漢書·淮南王安傳》載，武帝好藝文，曾使淮南王“為離騷傳”。《王褒傳》亦載，宣帝亦好辭賦，曾征能為“楚辭”者，有“九江被公”受召誦讀。據《史記》及《漢書》載，漢代因通解《楚辭》而受摧用者即有嚴助、朱買臣、枚皋、王褒等人。另據《漢書·藝文誌》雲，劉向應漢成帝之詔，編校經傳、諸子與辭賦，每編完一書即“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可見《楚辭》之編纂傳訓本是漢室文化專製霸業之重要組成部分。至於王逸為《楚辭》作章句訓解，因其《序》中稱臣，可知是在漢安帝元初年間校書郎任內所完成的官方工作，乃是奉詔撰修，非為個人偏好。而漢室王族力倡楚優博弈遠矣”，純然一副儒家“詩教”作派。顯然，在漢室王族眼裏，《楚辭》與儒家詩教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可以借助屈騷的經學化使之進入儒術係統，豐富儒家典藏，強化文化專製，有利於王權統治。而後世以“詩騷”並稱，這便是經學效應之一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