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旭博士《視界的融合：朱湘譯詩新探》
張旭博士新著《視界的融合：朱湘譯詩新探》以“視界的融合”蕩開文筆，大氣包舉，收束中西，其意脈貫注宏通，蜿蜒迤邐。全書三位一體——作者張旭、譯者朱湘和中外詩歌，因“視界的融合”而“融合”，“人心營構”，聲氣相求。作者有著清醒的理論自覺，首先切入研究框架及理論主旨。一則開宗明義，體現了作者的通識眼光及中西視野，二則精微發明，拈出了研究對象——朱湘及其譯詩的精神品質、文化追求和譯家胸襟。“視界的融合”是作者與朱湘心靈的唱和，是作者與中西譯學的詩性對話，亦是譯者朱湘與中外詩魂的精神徜徉，“別具靈構”。
張旭與朱湘的唱和，中西譯學的對話，原本與譯本的暗合，乃至整個翻譯活動——其實都是一種文化關照，否則便無真正的視界融合。但文化關照受製於“傳統”和“立場”兩個要素。立場不同，關照點各異，即有不同的視野。同時還需設定關照客體，如果對方隻是關照行動的受動者，不是能動主體，則單向的關照不能產生“對視”行為，也就談不上視界融合，因此雙向互動乃是視界融合的必要前提。立場既定，在雙向互動的機製下互為主觀與客體，這時還應考慮主客雙方的預設機製，這種機製因有曆史的載負傳至今日，輻射所至既賦予文化以曆史深度，又以其效力而影響文化關照的立場和視野。但是，由於主客雙方背負不同的傳統，因之即有不同的立場和視野，欲求中西譯學彙通以達“超勝”之旨，就應在背負並深掘曆史的同時移步換景，自由地挪用同質與異質文化資源，以求視界融合，為中西譯學彙通提供必要的理論前提。此處的關鍵就在“自由”二字，在中西譯學資源的挪用者能否以自由和開放的心態遊走於兩種文化之中，海納百川，從紛繁的文化表象中發掘出曆史鑄就的通約關係，並通過某種載體投射出去，體現出真正的視界融合。
張旭是書乃文化關照之書、中西譯學彙通之有益嚐試，背負著中西“具體的文學坐標體係”和“主體詩學係統”這樣一種傳統，尤為關注曆史語境和文化共同體（因為朱湘前輩、同仁於朱湘本人也是一種傳統，也會構成朱湘譯詩活動的曆史上下文），同時取定了曆史和東西維度這兩個立場，兼備文化關照兩個要素，因此，能夠在深掘曆史從而叩問傳統的同時自由地挪用同質或異質譯學資源，同時移步換景，雙方互為主體與客體，以自由和開放的心態遊走於兩種文化之中，洞幽察微，燭照朱湘及其譯詩活動和文化貢獻，以求視界融合以及中西譯學的雙向熔鑄和綜攝。這種融合不啻是中西譯學的相互燭照，相濡以沫因能催生譯學涵化，遂使熔鑄和綜攝成為可能。不過熔鑄的前提是要有內在於中西譯學體係的文化通約，這種通約性的成立或存在表明中西譯學業已存在為雙方所共享的預設價值，以能從中提煉出會通中西、“洪範九疇”的基元命題，達到綜攝的目的。其實，全書從小處著手，以朱湘譯詩形式為邏輯起點，條分縷析，分別檢視並討論新格律體譯詩規範，主體詩學係統之形式規範，譯詩視覺圖形實驗，譯詩建構形體，格律、句長、節奏、韻律、音韻疊用等，很顯然，這些基元命題能夠涵蓋並通約中西譯學體係，因此便成了這種通約關係的現實載體，轄域所及無分中西，其間透溢而出的正是中西譯學雙向熔鑄的理論意緒。
但作者並沒有放棄主體立場，因此能恪守中國傳統詩學範式以及譯者所處時代業已形成的譯詩規範，通過譯入語的選擇、譯詩形體建構以及譯詩語言音樂化效果這三方麵的探索和研究，審視朱湘的譯詩活動遵循了何種翻譯規範，或對傳統及當下的翻譯規範進行過怎樣的改造，以揭示朱湘譯詩為中國新格律體譯詩規範所做出的文化貢獻。因了朱湘的文化追求，“想創造一個表裏都是‘中國’的新文化”，張旭博士呼應沈從文先生的呐喊，也用“東方的聲音，唱著東方的歌曲”，這便使透溢全篇的“視界融合”基於這種主體堅守，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心靈家園。於是，全書“論述都沒有脫離中國傳統文藝批評理論的框架”，並以這種框架為理論依據，將“視界的融合”作為理想的價值尺度，重新解說朱湘譯詩文本，澡雪古人精神，洞開今人耳目。
恪守主體立場的“視界融合”，其特點便是要盡力吻合“身之所容、目之所矚、意之所遊”這三種屬性。“身之所容”指“立場”，“目之所矚”指“視點”，“意之所遊”指“情脈”，而其內在要求卻是“所見者真，所知者深”。“所知”因有“所見”，而“所見”當取定“立場”和“視點”，首先解決“身之所容”，於是方有“目之所矚”，從某一視點入手暢神而遊，任“情脈”不斷，雖然視界“因地成形，移步換影，千奇萬狀”，“但遊目騁懷，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遊”指“目力雖窮而情脈不斷處是也”，這樣“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因此可以說，“身之所容、目之所矚、意之所遊”這三種屬性不啻是“視界融合”的生成機製，亦為中國傳統詩學範式的內在規定，當然也是本書恪守中國傳統詩學範式的內在要求。全書“身之所容”體現為具體的曆史語境，譯家的藝術動機、所遵循的本土詩學及翻譯規範、采用的翻譯策略，身曆其境之新文學運動以及中國傳統詩學框架。“目之所矚”其焦點在翻譯，“尤其是新格律體譯詩研究”，具體做法是“每節都從某個小點選取某個視角進行論述”，分別涉及到翻譯規範（包括主體詩學規範與西詩漢譯規範）、漢語詩體形式（主要指漢語格律詩體）、主體詩學形式規範（包括漢語格律詩體的韻律、節奏和聲調規範）、朱湘譯詩的成構特色（主要討論“建築”與“音樂”兩種美質）、源語梳理及其譯詩細目勾沉等，異態紛呈，而“萬取一收”，凸現了“視界融合”之理論追求。“意之所遊”在得深景真意，在尊重傳統、重返曆史深度的基礎之上盡力探得朱湘譯詩之“深景真意”，因此，“盡量窮盡翻譯家有關的文獻資料，包括他的生平創作，以及時人的評介文字，並還原到詩人當年所處的曆史語境，然後在此基礎上對詩人的翻譯行為和譯詩文本進行互文性解讀。所有的理論介入以及文本的比照，又多與譯者當年的學術訓練有關或與之發生過某種聯係，這些線索一則可以通過詩人當年閱讀過的書籍，或選修的課程，接觸過的人物以及留下的文字記錄中尋得。加之自己也有過海外留學的經驗，這種感同身受更能有助於體會詩人所經曆的一切。”於是，“視界融合”這三種生成機製便因此催生出全書較為豐滿的學術肌理，顯得圓融厚重，綿密沉實。這實則緣於作者清醒的學術自覺和自覺的理論注入。有別於坊間常見的感性體悟式研究，他以朱湘譯詩為呈現文本，在視界融合的基礎之上注入知性思維成果，使其成為科學理性的結晶。這種圓融的理性把握猶如史筆直抒詩心，在中國譯學發展的客觀脈絡之中織進了主體的自在反思，為厘清20世紀初葉中國譯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提供了較為有效的研究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