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維梁《中國古典文論新探》
香港中文大學黃維梁博士新著《中國古典文論新探》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前半部論《文心雕龍》，後半部談詩話詞話。作者認為：“中國古典文論專著中，成就最大、價值最高的是《文心雕龍》；大量中國古典文論所用的形式，以及所用的名目，是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的‘話’。《文心雕龍》這本巨著，加上詩話等種種‘話’，構成了中國古典文論的大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將這兩部分分而論之，合為一書，突出了個性，又昭明了共性，更因而凸現了這兩大部分在中國古代文論體係中的重要位置。雖然作者深知：“前人和時賢對中國古典文論的注解闡釋，成果豐美。個別研究這要推陳出新，期望有所創獲，並不是容易的事。”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作者銳意創新，一邊做橫的比較，將中國古典文論和西方的有關理論放在一起相互燭照，互為發明，一邊堅持縱的繼承，致力於“古為今用”，將中國古典文論移之於現代詩文，力圖在這種“古為今用”的實際批評過程之中，開掘並證明中國古典文論的理論價值和滲透力，“為中國古典辯護”，同時也“說明中國古典的現代價值。”
橫的比較首先體現在《文心雕龍》的中外比讀。作者具有中外融合的視野和很強的科學實證意識，所以能夠從實際批評入手，通過某些經過驗證、富有質感而且可操作性和很強的理論原理的抽繹，凸現《文心雕龍》的理論肌質，並移之於西方文論體係為中國這部經典文論著作做出了較好的現代定位。當然，黃維梁先生這項研究也不是“空穀足音”，因為《文心雕龍》與世界對話為時甚早，據考證當始於唐朝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其時日本出版漢語詩集《懷鳳藻》，中有蟲麻呂作的《秋月於長王宅宴新羅客》詩序，行文間有“物色相召”等語實與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相契。至於該書流布西方，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龍綜覽·序》中認為當始於19世紀下半葉，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國學者衛烈亞曆撰《漢籍解題》，稱‘《文心雕龍》是詩文評論的第一部著作’。半個多世紀後，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於1926年在巴黎法蘭西學院設講座，作中國文學六講，第一講即介紹《文心雕龍》，稱劉勰為‘公元五世紀著名詩學家’。”另外據統計，至1992年底為止，全世界各國各地區所出版的“龍學”專著共有142部、論文2419篇。但是，以其曆時之久，規模之大，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論並未真正實現與西方理論的平等對話，對此，黃維梁先生的結論是“中國古代文論在國際文論界毫無地位”，並且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筆者曾於今年4月赴北愛爾蘭皇後大學參加“國際詩學語言學第16屆大會”，並在會上重點介紹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詩學理論。與會歐洲學者共有120多位，據會後小組討論反映，多數學者也隻是在聽了我的發言以後才知道“中國很早就有類似《文心雕龍》這樣可與亞裏斯多德的《詩學》相媲美的詩學理論”。可見黃先生所論確是事實。為了爭取公平，黃先生呼籲中國文論要在當代國際文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其具體做法是以劉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的治學品格追求“詩學正義”，通過富於質感的實證研究而深契於西方文論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實踐，讓中國詩學的理論意緒遊走於古今中外，用自己獨特的價值為世界文論體係貫注中國獨有的詩學精神。為此，黃維梁博士這本《中國古典文論新探》奉“踐證精神”為本，從《文心雕龍·辨騷》中看出“現代實際批評的雛形”，通過劉勰與新批評家文論思想的對接，抽繹出《文心雕龍》的現代學術意義。至於《文心雕龍》與亞氏《詩學》、韋勒克之《文學理論》以及其他西方當代文學理論之間的比較，作者都能以宏通的視野自由地挪用異質文論資源，通過雙方的深層觀照掘出二者能夠通約的規律，的確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