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liday 與劉熙載篇章理論之比較研究
0引言
0.1關於“語篇”抑或“篇章”（text），以Halliday 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主要從存在論的意義予以界定。他們認為語篇之成立原在“眉目筋骨”（texture）之存在，這是因為texture這個概念足以表明being a text 這種特質，即是說texture =being a text-text，因此，僅憑texture 即可界定text。【1】但是，由於texture 隻是決定語篇關合相因之“文脈”cohesion）的衍生物，因此文脈便自然成為篇章語言學的研究中心。在他們看來，文脈在語篇中的推衍主要通過一些具有語言學特征的詞法與句法手段實現（如詞彙交互指涉、詞彙與句法的省略、詞彙和句法的銜接與耦合以及詞彙與句法的交互指代等），【2】 因此研究重心便以這些顯性的詞法與句法手段為推移，【3】 從而忽略了文脈由於具有“勢能”、結合章法提供的“文局”和“局勢”其所具有的潛在而動態的語篇整合價值。比如，語篇之成立在某種意義上講完全是由於“語言流”基於線條性持續疊加並實施整合貫注的結果，其間有意脈酣暢，亦有文脈遊走，但均須在“文眼”的統貫之下，拘於文局，依於局勢，靠字與字、句與句、段與段、章與章之間的沛然流動，蔚成語篇之大勢與格局。因此，語篇亦可稱之為一種自足完滿、文脈綿長豐滿並呈線性延展的持續語際表達流。文脈之性質於此得以確認，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即使將文脈之“眉目筋骨”稱作中國傳統修辭學的“頂針回環”抑或“語際或字間、句間、節間、章間、語篇文法”亦無不可。關於這種語際文法與文脈之間的關係，日本學者結城顯彥曾在其《文章叢話》一書的“頂針”一項中作過如下的闡述：“所謂頂針，乃頂針回環之略，意為針環之頂，回複歸處。凡文章踏步之時，不費展開之力，其文脈則暢而如流。”【4】 同樣是日本的岡三慶也在其《文法學講義》一書中留下了有關的記述：“以針突圓珠之頂而回轉循環之作用，古人稱之為頂針回環之妙，因以頂針回環為物無痕跡評語。而何以頂針回環為物無痕跡之評語，因其以針突之頂上，回轉循環，圓珠疑有針痕，手執而檢視，不見絲毫痕跡。於是，文章家亦以頂針回環之語稱呼於文之接繞及轉換處，毫無接轉痕跡之作文手法。……然如此成句有何之妙？則其文脈暢通，其音調圓朗，恰如球之突而循環於盤上。非僅如此，不論接續轉換，有讀者不覺其接續轉換之妙。”【5】用“物無痕跡”形容文脈之筋骨，正與劉熙載所論暗合：“《文心雕龍》謂貫一為拯亂之藥，餘謂貫一尤以泯形跡為尚。”【6】 關於這一點，一代國學大師劉鹹煙斤亦在其著名的《文學述林·文學正名》一文中作過精辟的論述：“一曰字，二曰集字成句（字群在內），三曰集句成節（句群在內），四曰集節成章（亦曰段），五約集章成篇。”【7】論語篇構成而不談字詞節章篇，卻反複申說“集成”和“群”這兩個概念，說明劉鹹煙斤因承國學傳統，既有明確的語篇意識，同時也點明語篇分層概念以及語際文法作為文脈筋骨的動態生成過程。
0.2的確，中國自古即有豐厚的章法學和解經學闡釋傳統，其中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篇章語言學思想和具體的操作手段與闡釋模式，挖掘並整理這筆財富，應是當今中外篇章語言學比較研究的重要任務，也是本學科相應研究得以持續推進的必要前提。基於這種想法，本文擬以清末學者劉熙載《藝概》【8】一書為藍本，重點討論其中有關的篇章語言學思想，並以文脈這個概念為中心，援以與西方相關理論交互映照，期以“中西化合，相互推助”為目的，說明文脈於意脈、於語篇闡釋的整合價值。下文首先以西方哲學解釋學為理論背景，說明闡釋的基本性質及其於語篇闡釋的理論規定，然後即對以Halliday 為代表的西方篇章學說尤其是其中的“文脈理論”和劉熙載的相關思想進行比較研究和理論闡發，最後再對韓愈《送孟東野序》以及Charles Dickens 之Bleak House 第一章作個案研究，以展現文脈於語篇闡釋的整合價值和理論闡釋力。
1闡釋的本質及其理論規定
1.1美國學者林格（David E.Linge）為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編文集《哲學解釋學》，【9】收入伽達默爾有關哲學解釋學的主要論文13篇，重點討論自施萊爾馬赫（Fri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時代以來解釋學理論所關注的問題。文集長序開篇即稱：“解釋學起源於主體間性的斷裂。它的應用領域包括我們在其中遇到意義問題的所有情境，這些意義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立刻就能理解的，因而要求作出解釋的努力。”【10】接著又說：“在所有這些場合，解釋學都必須彌合我們所熟悉並置身於其中的世界與抵製同化於我們世界視域中的陌生意義之間的鴻溝。”【11】在林格看來，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兩人的解釋學本質上是一種建構解釋學，其要旨是將文本的語言看作是代表隱藏在文本背後的某種東西的密碼，而伽達默爾則與此不同，他將解釋/ 闡釋定義為一種“視域的融合”，並且將注意力堅定地放在文本本身的主題（亦即文本對於後代的解釋者說些什麼） 之上。這樣一來，闡釋的過程就成了一種綜合視域的形成過程，在這種綜合的視域中文本的有限視域和解釋者的有限視域融合成關於主題（即意義） 的共同視點，並因之而使主題或意義成為文本和解釋者共同關注的對象。【12】因此，隻有當解釋者傾聽文本、讓文本堅持它的主題（意義） 從而使自己真正地向文本開放的時候，解釋學的對話才可能開始。由於任何一種語言的文本都具有一種確定的“意義理想”，故而挖掘這種“意義理想”、不斷地超越文本的曆史視域並使之與我們自己的視域相融合，從而改變我們自己的視域，這便成了文本闡釋的內在動力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