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在文藝的崎嶇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跋涉了一生。
尤其是最後20年，他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引起國際性的政治風波，他本人在國內遭到疾風暴雨式的大批判，加劇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
《日瓦戈醫生》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時代。赫魯曉夫當政10年，1964年被自己的“親密的戰友們”趕下了台。晚年，回顧自己的經曆，他口述了一本《回憶錄》。其中談及當時的蘇聯文藝政策時，也提到對《日瓦戈醫生》一書的處理經過。
他說：他沒有看過《日瓦戈醫生》，聽信了蘇共中央主席團負責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彙報：“缺乏蘇維埃精神”。赫魯曉夫同意采取行政辦法，禁止該書出版。
“小說的原稿流傳到國外，在國外出版了，這很自然地引起一片可怕的叫囂和吵鬧。我不知道那部作品在什麼程度上適合於諾貝爾獎金的標準，但他們把獎發給了帕斯捷爾納克。吵吵鬧鬧越演越烈：蘇聯政府不準作家接受獎金。”赫魯曉夫說：“我向同行們建議：咱們當眾宣布，帕斯捷爾納克如果願意，可以讓他出國去接受他的獎金。”但是由於某種情況，他在報紙上做了回答，說他沒有為此目的提出出國的要求。我至今後悔當時沒有把那部小說印出來。跟文藝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手段來下結論。如果當時把《日瓦戈醫生》印成書，會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嗎？我相信，什麼事也不會發生！有人會反駁我：“為時太晚了。”不錯，是太晚了，但晚些總比永遠不表態好得多。對這類問題，我不應當支持蘇斯洛夫。應當讓讀者對作者作出評價。結果恰恰相反，作者花費了精力寫了書，全世界都承認了它，而在蘇聯卻用行政手段禁止了它……”
赫魯曉夫一股腦兒把責任推給了蘇斯洛夫。帕斯捷爾納克當時是被迫發表聲明的，並不像赫魯曉夫講得那麼輕鬆。
當年在慶祝共青團成立加周年的大會上大罵帕斯捷爾納克的謝米恰斯內，過了30年，回憶那段曆史時說：“我記得中央全會召開的前夕，赫魯曉夫把我們請到克裏姆林宮去了。其中有我，有阿朱別依。蘇斯洛夫已在那裏。”他說：“我把速記員叫來，你們不反對吧？”於是把速記員叫來了。他說：“你明天做報告？”
我說：“是的。”在報告裏應當整整帕斯捷爾納克，你不會反對。我們現在議論一番，然後你們對文字加加工。最後有蘇斯洛夫審閱一遍——明天就講……他講了有兩頁。當然，從他的激烈的立場，說什麼，連豬也不會在自己的圈裏拉屎……那裏還有這麼一句話：“我想，帕斯捷爾納克如果那麼想呼吸自由空氣，他若想離開我們祖國，蘇聯政府不會反對。”當他講的時候，我說：“尼吉塔·謝爾蓋耶維奇，我不能代表政府講話”他對我說：“你講，我們鼓掌。大家就明白了。”結果就是如此。
處理《日瓦戈醫生》一書的另一個關鍵性人物是西蒙諾夫。
他當時是《新世界》雜誌主編。他讀了《日瓦戈醫生》之後，寫了一封很長的退稿信（相當於3萬漢字）。他請副主編克裏維茨基及3位年齡最高的編委阿加波夫、拉夫列尼約夫和費定提出意見。最後以5個人的名義給帕斯捷爾納克退了稿。西蒙諾夫是為那部小說的性質定調的人。
20年後，西蒙諾夫在回答一位德國作家的信中，講了他當時的想法與做法。他寫道：“我不想因固執而斷言，當時我們的每一個論斷或每一個批評意見都是對的，自然，我認為，在這些或那些細節上我們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對長篇小說作者所持的立場的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我至今也不否認。”
80年代，蘇聯政治形勢、社會生活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1982年，帕斯捷爾納克的名譽得到平反，蘇聯作協成立了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決定出版他的五卷集，將他的故居改為故居紀念館等等。
1988年，《日瓦戈醫生》終於第一次在蘇聯用俄文發表，比國外出版該書晚了31年，而且發表在當年拒絕發表該作的西蒙諾夫任主編的《新世界》雜誌上。
1989年12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帕斯捷爾納克的世界”展覽會。在開幕式上，瑞典駐蘇大使館貝爾納給展覽會送來了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證書，並決定在瑞典科學院和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為1989年獲獎者舉辦的招待會上向帕斯捷爾納克頒發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應得到的獎章。
帕斯捷爾納克的兒子和兒媳乘機前往斯德哥爾摩。12月9日，在盛大的招待會上，瑞典科學院常任秘書斯托雷·阿連教授在眾多賓客麵前將諾貝爾獎章交給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兒子。阿連教授還宣讀了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發的兩封電報，說瑞典科學院認為帕斯捷爾納克放棄諾貝爾獎是被迫的，經過31年後，令人遺憾的是，獲獎人已經不在人世，現在將他應得的獎章交給他的兒子。全場爆發了熱烈的掌聲。阿連最後說？這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