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的名字，早已為我國廣大讀者所熟悉。
從魯迅、郭沫若、茅盾。鄭振鐸等前輩作家介紹和翻譯普希金開始，經過後來者們的不斷耕耘，至今，普希金的作品已經以眾多的散本和不止一種的文集、全集的形式，出現在讀者的麵前。一九九九年六月六日是詩人誕生二百周年。俄羅斯把這一天作為國家節日舉國歡慶。
我國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在這一天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人民文學出版社還趕在這一天，出版了普希金在中國百年紀念文集《普希金與我》。中國人民對普希金的熱愛與尊敬由此可見一斑。
亞曆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生於莫斯科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父親崇尚法國文化，伯父是詩人，家裏有一個藏書很多的圖書館，當時俄國著名的詩人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等又常來他家做客。因此，他幼年時期即受到文學的，特別是詩的熏陶。他家裏聘有一名法國教師，八歲時他就能用法文寫詩。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七年，他被送到當時沙皇專為貴族子弟設立的彼得堡皇村學校讀書。他的真正的詩歌活動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一八一·二年拿破侖的入侵和俄軍反攻的勝利，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感。一八一四年寫的《皇村同憶》得到大詩人傑爾查文的賞識，使他一躍躋身詩壇。一八一七年他從皇村學校畢業，以十品文官銜去外交部任職。俄國當時仍然是一個封建農奴製的國家，但是，由於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反對暴政、爭取自由的活動，俄羅斯開始進入一個民族覺醒時期。普希金在學校時即深受一些教授、校內外知識分子自由思想的影響，思想上、精神上已和當時這種進步運動合流。
一八一七年寫出的氣勢磅礴的《自由頌》，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廣為流傳並引起思想界的極大重視，而以《自由頌》為代表的詩篇卻觸怒了沙皇。一八二零至一八二四年，詩人被流放到俄國南方。一八二四年七月，又被流放到他母親的田莊——北方的普斯科夫城附近的來哈伊洛夫斯克村。而這時期詩人的名聲與影響卻與日俱增增：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黨人起義被殘酷鎮壓。一八二五年末，俄皇亞曆山大一世病逝，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為了欺騙輿論，於一八二六年九月“赦免”了詩人，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卻一直把他置於憲兵的監視之下。一八三一年二月普希金和岡察洛娃結婚，五月遷居彼得堡，仍在外交部供職。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在和法國波旁王朝的亡命徒喬治·丹特士決鬥中普希金不幸受重傷，十日逝世。
但是，普希金一生的坎坷經曆卻給了他機遇，磨難與痛苦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普希金在流放中繼續寫各種題材的抒情詩，表達這個躍動著的迸發著一種蓬勃朝氣的時代的情緒，同時，又以其一部又一部涉及重大主題的長詩，給俄羅斯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八一七至一八二〇年創作的戲謔長詩《魯斯蘭與柳德米拉》，一舉震動了俄國詩壇。四年南方流放期問撰寫的四部長詩《高加索的俘虜》、《強盜兄弟》、《巴赫奇薩拉伊的噴泉》和《茨岡人》，創造了俄國詩史上一個真正的浪漫主義時期。一八二三年動筆一八三〇年完成的詩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則無爭議辯地確立了他偉大詩人兼思想家的崇高地位。一八二五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完成的人民性很強的現實主義詩劇《鮑裏斯·戈都諾夫》，證明他在思想上已超越了十二月黨人。生活要求詩人從浪漫主義的朦朧中心到現實中來。一八二五年以後，現實主義已取代浪漫主義，變成了他的創作的主流。一八二五年末的《努林伯爵》和一八二八年的《渡爾塔瓦》，已經是屬於現實主義的長詩了：為了對現實進行深入的思考，從三十年代起他轉為以寫散文為主，同時繼續寫一些敘事性和哲理性的抒情詩，一八三三年還完成了長詩《銅騎士》。
普希金用他的詩作、散文、詩體戲劇和詩體童話，開創了俄國文學的一個新時期。使落後於西歐的俄羅斯文學迅速地趕了上來。因此，他理所當然地被公認為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奠基人，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建者，“俄羅新詩歌的太陽”。
可以說，普希金一生的創作，就足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間俄羅斯社會前進運動的形象的曆史，是一幅映照社會生活各方麵的生動的長卷。讀普希金使我們想到的，首先是他的時代代言人、時代歌手的形象。從《自由頌》開始的一係列歌頌自由的詩篇，包括矛頭直接指向沙皇和鞭撻惡官的諷刺詩，以及革命低潮時期一係列歌頌友誼的書信體詩，都是他所處的時代動蕩的社會生活的反映。普希金在一八一八年《致恰阿達耶夫》裏明白宣告：“趁胸中燃燒著自由之火，／趁心靈向往著榮譽之歌，／我的朋友，讓我們用滿腔／壯麗的激情報效祖國。”在同年另一首詩裏又說：“而我這金不換的聲音／正足俄羅斯人民的回聲。”在一八二六年寫的《先知》一詩裏，他不無自豪地訓二出了自己作為詩人的神聖使命：“上帝的聲音向著我召喚：／……把海洋和大地統統走遍，／用我的語言把人心點燃。”而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寫的《紀念碑》裏，他又為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我將長時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因為我用豎琴喚醒了人們善良的感情，／因為我歌頌過自由，在我的殘酷的時代，／我還為倒下者呼籲同情。”高爾基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