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管理的文化屬性的客觀存在及其價值意義，我們不妨再來跟著中國的社會發展節拍重新體驗並驗證一下文化屬性所致的管理現象也好，問題也罷，目的在於讓我們對自己的管理發展多一份關切，也多一份改進它的願望。中國曆史的發展進程和西方國家迥然不同，它在封建體製中逗留了長達兩千餘年。其間，小規模、封閉式、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存在。清朝末年，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的近代工業、技術和經濟的影響，以及西方列強外來侵略的壓力下，資本主義逐漸在中國啟蒙並發展起來。19世紀後期，洋務運動促進了官僚資本、官辦企業和官督民辦企業的興起，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機器大工業生產不可能成為主流生產方式，中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從半殖民地半封建階段直接轉向資本主義。沒有社會化大生產，就形成不了流水線的作業流程，也就形成不了標準化、精細化、集約化這些體現工業文明內質的要素，這導致當時的管理技術先天不足，紀律、規範、製度、程序等與現代化相對應的理念無法深入人心。可以說，中國經曆了漫長的農耕時代，有過輝煌的農業文明，但由於社會曆史發展的特殊性，沒有接受西方工業革命的洗禮，沒有親曆工業文明的磨練，缺乏相對科學的管理紮根的土壤，也不曾形成係統有效的管理實踐方法。當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以後，中國又經曆了較長時間的計劃經濟、“大鍋飯”時代，而這期間也一直沒有把管理作為發展要務來對待，以至於現代管理理論與實踐發展緩慢，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這導致的連鎖效應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還普遍存在管理基礎薄弱、管理秩序混亂、管理機製僵化、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氛圍灰暗、組織結構剛性、資源浪費嚴重等諸多問題，難以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變遷的要求和挑戰。即便是近十年來，我們依然隨口都可以舉出一些活生生的企業實例，它們大的決策並沒有錯，但卻草草地退出了曆史舞台，其問題就出在了管理上，不講規範，不立製度，不重標準，又不理文化，這種企業必然以早衰告終。
今時今日的我們雖然在短時間內擁有了比西方發達國家不差的諸多物質基礎，但實在是由於管理的意識和行為遠跟不上社會結構變化、信息自由交互等趨勢的快速演進，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且無法複得的代價，且這層因管理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嚴重製約了中國社會全方位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作為中國新時代的掌舵者，我們需要對自己以往的管理模式進行一係列深入的反思，尤其需要不斷地質問我們自己：我們對社會發展的管理，競爭性體現在哪裏？包容性體現在哪裏？衡動性又體現在哪裏？
（第三節）文化的管理屬性
如果說管理的文化屬性是曆經體驗過來的，那麼文化的管理屬性就是回顧總結出來的。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人類社會文化風潮可以追溯到我國很久以前，早在春秋時期齊國政治家管仲就曾言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還有，“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當時他就試圖告誡齊王，要想管理好國家一定要人為本，順民心，才能夠發揮人民的積極性。孟子也曾經曰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即老百姓是對國家來說最寶貴的，老百姓的利益至高無上，而和老百姓比起來，決定國家命運的社稷神靈都是次要的，統治者在國家的天平上則是分量最輕的。此外，先秦思想家墨子也在當時提出了“尚賢使能”，即人本管理改良後的“能本管理”思想理念。盡管這些管理思想主觀上是有利於統治階級減輕老百姓的壓迫和剝削的，但在客觀現實中則主要應用在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地位。換言之，人本的管理理念並沒有在那個曆史時期得到國家管理者的實質性推廣，這和當時的人類社會發展形態不無關係。
在西方人類社會，直到近代以人文主義思潮興起為標誌的歐洲文藝複興，才算是把人對神的崇拜轉到了對人自身的崇拜。這種文化思潮宣揚的是人的存在意義及和價值，反對中世紀以來的神學統治，從思想上來說確實對於人的解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且推動了新興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社會生活中，由於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製度的內在矛盾，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見物不見人，以物為本自然地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真正追求的價值目標。於是，以人為本成了一種陪襯品，一種口頭表達方式，無談對社會組織管理發展的實質影響，相反卻促成了兩類社會人群的漸行漸遠。
或許，這是人類曆史文化發展的必然過程。在那樣的曆史環境下，物質基礎尚且不夠豐厚和堅實，也就沒有條件進行深入的以人為中心的牽扯整個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麵的管理變革，無論是脫離了社會關係和社會現實的抽象的唯心史觀信奉者，還是以現實的人出發、追求每個人都全麵而自由發展的唯物史觀踐行者，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