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逸,我以為隻能憑感覺去悟知;要想捕捉到它難於上青天。它不是辭典裏能查到的那個有定義的“辭語”,是難以形狀的靈性或風骨。
我的眾多朋友之中,真具有飄逸氣質的極少,聶紺弩可算一個,再想一想,還有一個蔡其矯。當然,還有別的一個兩個,不會再多了。
本來我想用“隱逸”這個詞語來概括這種飄逸的風骨,但是我對“隱逸”兩個字一向厭惡,總覺得有相當多的自命隱逸的人是沽名釣譽。魯迅早已諷刺過這種人。聶紺弩或蔡其矯不是隱逸者。
意大利有幾個被稱作“隱逸派”的詩人。我知道的也不過三五人而已,因為既是隱逸,就不可能合群或成群,結夥成隊還算什麼隱逸?其實,意大利的這幾個著名隱逸派詩人,從人到作品都並不消極,不是出世的閑雲野鶴,他們大多倒是憂國憂民之士,我覺得“隱逸”二字似不能真正概括他們的人品和藝術特征。蔡其矯的不少詩確有點蒙特萊和誇西莫多的詩的情味。這隻是我的感覺,從沒有說過。
隱逸是要脫離塵世,把自己藏在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美妙的地方。而我說的飄逸不是棄絕人生,而是在人世間修煉詩的靈性。飄逸的境界雖然時隱時現,卻不是什麼幽靈。不論聶紺弩還是蔡其矯,以及其他類似的人,他們獲得飄逸都不是追求出世的玄虛。飄逸是一種生命與審美的升華的狀態。
我是“四人幫”垮台不久第一次見到蔡其矯的。一天晚上,一位後來成為赫赫有名的朦朧派詩人帶他來我家,那時,我縮在鬥室之中,悄悄地整理著在鹹寧幹校寫的《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那些詩稿。蔡其矯給我留下一冊詩稿讓我看看。當時我還沒有感到他的飄逸,他的體態是一條結結實實的漢子。在這之前已經聽說過他三八年就去了延安,是經過血與火考驗的老革命。怎麼也不會憑空把“飄逸”兩個字安在他頭上。那時候,說一個人飄逸,等於說他不革命,遊離在階級鬥爭之外。蔡其矯絕不屬此類人。
當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詩咀嚼了足有三五遍,他的詩,猛地一下震驚了我的蟄伏的靈魂,他的詩不是用當時流行的那種規範的詞句寫的,是一種我多年沒有感觸到的清新而親切的境界,完全是另一個新的詞語世界。寫的那麼自在、自然,所有的詞語都在流動,是透亮的,似有深遠的鍾聲飄蕩著,是從海底升起的波浪。這些詩,有的後來收在《祈求》和《雙虹》兩本詩集裏,詩大都不長,但寫出心靈的一次次搏動和生命一明一滅的閃光,其中《波浪》、《珍珠》、《風中玫瑰》、《回贈》等,還有一首較長的《玉華洞》,至今給我留下了奇遇般的印象。
近十年來,天南地北到處有蔡其矯時隱時現的身影。他總是突然降臨在我的寒舍,呷幾口茶,吸一支煙,沒頭沒尾的談談詩。漸漸地我從他的詩和他的生命之中,感觸到了一種藝術的氛圍,就是前麵說的那個飄逸的風骨。在西藏,他寫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大詩,對蔡其矯來說,“大”並不是指題材重要,結構龐大而言,他寫出隻屬於大自然的那種神奇而渾樸的大境界。
我總覺得一個詩人能夠飄逸起來,是極難達到的境界。能夠飄逸起來,就得從心靈裏排泄出那些纏人害人的堵塞心胸的雜念。說一個人有修養,常說他“道行深”,用在蔡其矯身上是相當的恰當。我曾把這些“道行”的話,對聶紺弩說過,我說他聶紺弩已修煉成精了。他眯著他那雙真正朦朧了的眼睛,望了我好久,搖搖頭說,“其實,我真正還不知道什麼。”我說他的詩寫的脫俗,已自成一家,他說,“我還談不上是寫詩。我剛剛才學了一點,還不是真正的詩,你們常說的那種詩,我寫不來。”他諷刺了我一頓。
蔡其矯多血質的麵孔上泛著一抹溫厚文靜的微笑。他的微笑也具有飄逸感。對我的詩,他偶然也提示幾句,說有的詩寫得過長,要短點,凝練些(曾卓對我也說過這個意思的話)。在他的啟迪下,這一年多,我寫了二三十首短到三行五行十行八行的小詩,得到他“可以,可以”的讚賞。但我的詩還是飄逸不起來,雖然小,仍是沉重的。而蔡其矯的大詩,也是飄逸的。我覺得自己的生命和詩隻在某種升華或淨化的過程中,一時難以修煉到飄逸的那個境界。蔡其矯的詩飄逸中還具有凝練和嚴整的藝術構思。這功夫,我得趕緊趁生命裏有血熱時修煉,否則隻能當一輩子的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