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北京
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北京，從來就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那個衣著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就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油條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有人善意地開玩笑說，在北京隨便往人群裏扔塊磚頭，能砸著幾個處級幹部。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時間長了，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氣量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征。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幹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比“大山”還要有氣勢）。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紮”。
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氣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奶裏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致，反倒要“粗”一點才好。
事實上豪爽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精致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格局太小”。“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灑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不大講究，這種不講究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粗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艬包、軟蛋、麵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指責。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爽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胡子拉碴，還有大夏天光膀子，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大都仍保留著這一股野勁和“匪氣”的習性。
北京人的這種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方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認同北京人，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必不可少。這些北京也都有，隻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滿肚子義氣。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俠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隻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灑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
這就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人，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這種“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淡平和、見怪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的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細看，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極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著圓領汗衫，穿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這種服飾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著來，怎麼著？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