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頭銜：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教堂之國文化特色：土炕文化、黑土文化、邊城文化哈爾濱這座城市的誕生和李鴻章有關。
先前，哈爾濱這裏叫“富家甸”。在富家甸之前，哈爾濱不過是元朝的一個有12個狗所的驛站。
1896年的5月19日，李鴻章與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莫斯科簽定了《中俄密約》。條約中規定：俄國可以在中國的吉林、黑龍江兩省建造鐵路，就是後來的中東鐵路（這條鐵路穿越黑龍江、吉林兩省，溝通了西伯利亞與海參崴的聯係）。哈爾濱是作為這條鐵路沿線的一個站而逐步形成的一個城市。當時的城建方針是：“以鐵路為主，以城市為輔”。因此，這座城市裏到處都是鐵路線（還有鐵路員工的住宅，街上走的大都是鐵路員工和他們的家屬。那時候，哈爾濱似乎是座鐵路的城市）。待到這座城市發展壯大了，繁榮了，先前城裏的那些縱橫交錯的鐵道線，便成了城市車輛堵塞的一個主要原因了。於是又建了不少橋。這些橋——像霓虹橋、三孔橋、跨線橋，以及後來眾多的立交橋，又給這座城市增加了新的景觀。
自然，哈爾濱這座城市，同六朝古都、十代都會的南京不能相比，同小小的古城蘇州、泰安之類也不能相比。哈爾濱是一座很年輕的城市，即使是從1896年開始計算，到今天，仍隻有百年。同全國眾多的城市相比，哈爾濱還隻是一個小夥子，或者是一個女孩子。她沒有太多沉重的東西要背，因此可以輕輕鬆鬆上路。
“哈爾濱”這個城市名，也有著多種多樣的解釋。有說是蒙語“平地”的意思；有說是“曬網場”之意；也有說哈爾濱是“阿勒錦”的諧音，是女真語“光榮”與“榮譽”的意思。看看，僅僅百年的事情，吵來吵去，殫精竭慮，大概還是要繼續吵下去。
教堂之國
哈爾濱有一座中外馳名的東正教教堂——聖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建於1901年。它位於全市最高點的中軸線上。它的兩翼，是東、西大直街，為哈爾濱的主幹道。它迎麵的北部坡下，就是那座俄羅斯摩登主義的建築——老哈爾濱火車站。
這座世界最卓越的聖尼古拉東正教大教堂，是一座木結構的宗教建築。整個建築沒有一根釘子，造型端莊而又威嚴，狀態神聖不可侵犯。在世界上隻有兩座這樣的教堂，一座在俄羅斯的莫斯科，另一座就在哈爾濱，它們是出自同一張圖紙。
早在中世紀，歐洲一些城市的布局，如巴黎、維也納、彼得堡、莫斯科等等，大多以教堂為中心，街道從這個中心輻射出去，有一種“霍華特”模式。後來發生了一些變化與調整。以至出現了全新的城市格局，對城市建築的體量、風格、綠化、密度都有了全新的展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國巴黎拉·德芳斯的建築格局。這套方法，被我國許多城市新區的設計所吸收，哈爾濱就是最典型的一座。
因此，哈爾濱也獲得了許多雅致的稱號，一是“東方莫斯科”，一是被洋人稱之為的“東方小巴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稱呼，就是“教堂之國”。用教堂之國來形容早年哈爾濱的景觀，大抵是貼切的。
土坑文化
雖說當代的哈爾濱早就很城市化了，但在哈爾濱市所屬的區縣，偶爾也能夠見到我們先祖生活過的那種“地穴”。在哈爾濱市所屬的區縣，大冬天進了山，就可以看到這座城市先祖生活過的自然景觀了：不少到山裏幹包工活的農民，在林子裏挖一個坑，然後用亂樹枝蓋牢，再用土厚厚地壓實，一側留一個出口，上麵留一個通風口換氣，外加一個短煙囪，遠看，就像一座墳墓。從洞口進去（像《山海經》說的那樣），先是一個“前廳”，那裏堆放著大蘿卜、土豆子、大白菜、大蔥、大蒜之類。另有巨大的瓦缸醃著酸菜、鹹菜，或者裝著各種各樣的糧食，像高粱米、玉米、小米之類，還有肉（野生動物的、家禽的），和幾大塑料桶白酒。前廳還設有低矮的爐灶，大鐵鍋裏正翻滾著沸水。進到裏間，便是“臥室”了，一爿大炕貫通南北，像《莊家雜字》裏說的那樣：“南北大炕，書桌擺上”。
其實在地穴裏看到的大炕，是最原始的，也是極為罕見的。這種大炕是用一根根未剝皮的、碗口粗的小燁木杆子拚成的，上麵鋪著幹草、獸皮。睡在上麵自然很硌身子。
令人驚異的是，在“臥室”的地中央，有一條細小的山溪汩汩流過。這條小山溪可以日常飲用，也可以涮洗衣物器皿之類，當然，還可以撒尿衝水。
而實際上，哈爾濱乃至黑龍江常見的大炕，是多功能的：可以睡覺；可以擺上炕桌吃飯、喝酒；可以用炕桌當書桌溫習功課，寫洋洋大文；還也可以用來賭博、算命、擺放祭品——展示著瑰麗多姿的生命景觀和無可奈何的生活際遇。
這種充滿了原始意味的土坑，伴隨著哈爾濱人一直走進20世紀的80年代後，才不甘地隱入曆史，魂魄一樣歸於已消逝的歲月中。阿成曾在他的一篇小說裏，讚美過這種火炕：……說著，哥幾個也都不由地躺下來，開始還矜持，是蝦身側臥，以手支頭，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話兒。後來幹脆仰麵朝天，烙背烙腰。真是舒服哇。東北農村的火炕真是太偉大了，太萬歲了！又想，萬一農村沒有火炕，莊稼地裏累一天了，可怎麼解乏呢？那麼，在科學與現代化還不甚發達的城市裏，對那些同樣從事各種各樣體力勞動者來說，火炕不是也發揮著同等的作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