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正如美國不能沒有紐約一樣，中國也不能沒有上海。上海是長江流域的龍頭，而長江流域則是中國經濟的脊梁。更何況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從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他的一本關於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稱之為“現代中國的鑰匙”，認為現代中國誕生於上海。盡管北京人與上海人之間常常有關於兩個城市的辯論，但是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一說幾乎卻是定論了。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也用他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更加看好看重上海。這不僅因為上海的投資環境好，還因為上海能給他們以一種異國的“家園感”。在上海的靜安寺對麵的萬國公墓（現已遷走）裏，埋葬著他們的先輩和同胞；而開在過去歐式老房子裏的酒吧，又讓他們想起兩個世紀前的歐洲。同時，“上海灘”也能給他們一種“逐夢感”，在這個熙來人往卻又秩序井然的現代都市裏，他們追逐著自己的夢想。
在曆史發展中，上海也成為一個新興市民的文化大本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它開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資產階級大財團在這裏崛起，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也在這裏誕生；西方思想文化從這裏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這裏傳播。一切具有現代意義、與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東西，包括新階級、新職業、新技術、新生活、新思想、新觀念，甚至新名詞，差不多都最先發軔於上海，然後才大行於天下。一時間，上海幾乎成了“新生活”或“現代化”的代名詞。
總之一句話，上海太重要了。
壞名聲的由來
重要的東西往往更能暴露出它的不完美。在我們的身邊，常常能夠聽到諸如“我喜歡上海，但是不喜歡上海人”、“大上海、小上海人”這樣的話，難道上海人真的為上海抹了黑？
上海人，離世界近，生來有“優越感”。正是這種“優越感”，導致了對上海人的反感和討厭。這幾乎可以說是長期性的和普遍性的了。正如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國各地也都有對上海人的“不滿”和關於上海人的“段子”。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次漂流前，導遊交待大家，如果有貴重物品，務必交給護航員，以免丟失。然而一個上海人卻不肯，他把一疊鈔票含在嘴裏就下了水。結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實，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難免和有驚無險的，甚至還能增加漂流的樂趣。因此，不少人還會故意把船弄翻，然後和護航員一起哈哈大笑。這個大喊救命的上海人當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隻是他那一疊鈔票，也就被河水衝得無影無蹤。
當然，這個笑話並不專屬於上海人，它完全有可能發生在南方別的什麼地方人身上。但是不管是說的人，還是聽的人，大家都覺得這個笑話隻有套在上海人身上，才特別“貼切”。
上海人在一般中國人的眼裏被認為是文化程度高、守規矩、低調務實、精明的一群，是典型的南方人性格。而在這些特征裏，被人詬病較多的是上海人的“精明”。此種觀念的持有者常常將其與北方人（特別是與東北人、北京人）相比，認為上海人缺乏人情味，做事物質化傾向明顯，不易溝通。這一觀念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並不十分契合上海人的心理狀態。
的確，上海人有著較強的“交易觀念”。這種交易觀念與之俱來，在上海從上到下都鼓勵著交易。現在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吸引的資金要大於深圳，交易卡也要正規許多，上麵打著鋼印。交易被認為是件嚴肅而入情入理的事情，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也樂於在上麵製定精細的法規。所以一直有人認為上海人“精細”，其實這裏麵的潛台詞是上海人會“算計”。一位陝西的朋友在上海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後來去了北京工作。初去的時候在中關村買了一塊電腦硬盤，因為正逢跌價曆害。他將此事與老同學說起，竟驚訝地發現老同學們都以為他在上海呆了幾年後“學會了投機”。上海人在外地生活，被說得最多的，也都是有關精明和鈔票的事。說得不好聽，就是隻顧賺錢，說得好聽些，就是善於處理財務關係。
關於上海人的“段子”或笑話還有很多。比方說，在一個小品節目中，一個北方籍的妻子對鄰居叨嘮她的上海籍丈夫：“就那麼小一塊蛋糕，我睡覺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覺醒來，他還在吃。”其他的還有一些諸如“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臉”，或“上海的女人買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買大支的合算，還是買小支的合算”等等之類的笑話。總之，這類笑話很多，講起來也特別誇張，而其他地方的人，是沒有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笑話的。我們就不大容易聽到北京人或是香港人的笑話，盡管他們和上海一樣承受著全國最聚集的目光。很明顯，北京人和香港人也不是沒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隻可氣，不可笑。香港等其它別的地方人也一樣，他們即便有笑話，流傳的範圍也有限，講起來也有很多顧忌。好像隻有上海人，特別值得被調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