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
“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餘秋雨
一個找不到故鄉的城市、共和國的長子阿拉上海人我們也許可以把上海稱為“近代城市”，因為作為一個“城市”，它的曆史隻有100多年。正如易中天在《讀城記》中所描述的那樣，盡管上海人有時也會津津樂道於楚國春申君開黃浦江之類的傳說（上海的別號“申城”即源於此），但正如“正宗上海人”其實也是“鄉下人”一樣，上海作為現代都市的真正曆史，當是始於《南京條約》簽訂之後的1843年。那一年的11月7日，上海正式開埠，成了一個英國人和中國人共同居住的城市。而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也不過還是一個“蕞爾小邑”，是個隻有10條巷子的小縣城。到清朝的乾嘉盛世的時候，亦不過60條街巷，並以通行蘇州話為榮。可是，開埠不到20年工夫，上海的外貿出口便超過了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廣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額占據了全國出口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九年後，廣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項背（上海63％，廣州13％）。
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鬆江故道以南設華亭縣，揭開了上海政區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鬆江人海口滬演的上海浦設立鎮治，上海鎮成為華亭縣最大的市鎮；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設縣，範圍包括今之上海市區和上海、青浦、川沙、南彙四縣，隸屬鬆江府。此後260餘年間，上海縣一直有縣無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為了抵禦倭寇的侵擾，上海才建築了城牆，但卻是圓的，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異。上海，似乎從根子上就和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
1876年，葛元煦《遊滬雜記》談到：“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日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
從葛元煦的話來看，上海的興起也隻是100年內的事情，但是這一個世紀改變了上海太多。
很明顯，四大鎮非當年了（“佛山”和“景德”發展為今天的中等城市佛山市和景德鎮市，漢口成為“大武漢”的一部分，而河南的朱仙鎮，則明顯地衰落了），但是上海確是風頭正旺，而且是越來越旺。1999年的財富論壇、2002年的APEC、以及包括申辦成功的世博會都顯示了上海作為中國城市代表的實力。相比於西安、洛陽、開封，上海沒有那麼多曆史，但是曆史對於進步來說，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的意義。相對於這些擁有更多曆史的城市，上海的步伐邁得更快，在近代以來，它越來越成為中國城市的明星，他自己正在創造著曆史。
開埠無疑是上海的一個曆史性機遇，而以後的故事更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衛星一樣迅速升起，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力度之深，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象。1852年，上海人口僅544萬，到1949年，則已增至5455萬。隨著實力的增長，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三個月後，上海因其“綰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為“特別市”，從此與縣城省治告別，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城市。由於其經濟位置的重要性，它甚至被稱為“東亞第一特別市”，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經濟脈搏所係。
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許多報紙、許多運動都是北京上海在南北遙相呼應的。如五四運動，初期由學生在北京發起，然而到後來卻轉移到了產業工人更為集中的上海。這一方麵說明北京是全國文化的中心、上海是全國經濟的中心，而且似乎也可以說明上海本身也擁有著雄厚的、先進的文化基礎。它為中國貢獻了陳獨秀、魯迅、胡適、林語堂、郭沫若、茅盾、巴金、瞿秋白、葉聖陶、鬱達夫、徐誌摩、戴望舒、劉半農、陶行知、胡風、周揚、夏衍、田漢、洪深、聶耳、傅雷、周信芳、蓋叫天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藝術大師。中國最早的一批畫報、廣告也大都是在那裏誕生的。至於它所創造的“海派文化”，當時更是不同凡響，時至今日依然餘響未絕。
無論是新中國還是國民黨政府，都對上海格外重視。建國前蔣介石派其愛子蔣經國統督上海；建國後，上海由陳毅親自坐鎮。新中國的建立對上海來說也是一個機遇，它成了全國城市（乃至各省）的“老大哥”。上海至今都是我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曾經以一座城市支撐起了全國6/1的工業總產值和稅利。在計劃經濟時期，它為全國的消費者提供著大多數的稀缺品，每個經曆過那個時期的中國人也許都會記得上海表和鳳凰自行車，還有英雄牌鋼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