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愛一個女人，請將她送往廣州，因為那裏是天堂。
假如你恨一個女人，請將她送往廣州，因為那裏是地獄。
城市頭銜：羊城、穗城、花城、最說不清的城市文化特色：粵文化、商人文化現在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廣東闖出了發達和繁榮，福建則要相對滯後一點。比如同期成為特區的廈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事實上，如果沒有廣州，僅僅隻有香港，深圳也不會如此成功。因為特區的成功不僅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廣東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廣州來創造和代表的。這是廣州與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處。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並不代表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台文化，它們有許多並不屬於這些文化的個性的東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於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台文化的，甚至還有某些抵觸之處。廣州卻是深深植根於廣東文化的。廣東人現在可以不喜歡廣州這個城市，卻不會不喜歡廣州文化。事實上，廣州代表的，是廣東文化中現在看來比較優秀和先進的東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這些東西卻有不少要靠廈門代表。可以說，正是廣州，以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圍，為整個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廣州臨南海之濱，扼珠江之口，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有著天然的優勢。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就是於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廣州登陸、來到東土的。實際上，華南地區的出海口在晉時即已由徐聞、合浦一帶移至廣州。到了唐代，廣州便已以中國南海大港而著稱於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這時，廣州已設立“蕃坊”，城中外僑雜居，其所謂“蕃邦習俗”，對廣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可以說，從那時起，廣州人對於“蕃鬼”，便有些“見慣不怪”，習以為常。這也造成了廣東人強烈的開放性格。這種性格與上海人不同，上海人的開放更多的是一種回憶或者向往，而廣州的開放卻是實打實的需求。廣東人天生是商人，而商人要求開放是理所當然的，隻有開放才能體現出廣州的價值。
廣州是中國最市場化地城市，不論從空間還是時間上。過早的市場化，使她靈活有餘，持重不足；變通有餘，規劃不足；活力有餘，前瞻不足……若幹足與不足，假以時日，沉澱在世人眼前的今天這座城市，自然就是四不像。仿佛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已身著西裝、領帶，但足登布鞋，頭戴瓜皮小帽，一不留神，口袋中還能掏出個鼻煙壺……，對這樣的城市，用傳統的分析方法是說不清楚的，難怪座落其中的《新周刊》將其稱之為“最說不清的城市”。廣東之所以能發展起來，是有其自己的經驗，對於中央的政策，他們一定會用夠、用足、用好、用活。具體說來，就是隻要沒有明確規定不許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為可以做。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提倡改革，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省份，其實是比較寬容的，而廣東的體會是最深的。
廣東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並非沒有文化上的原因。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廣州無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個重要角色。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曆史，差不多有半數左右是由這三座城市書寫的。北京的一言九鼎當然毋庸置疑，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和廣州。廣州的曆史當然比上海久遠。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2200多年前的秦代（其時秦將任囂在今廣州市中山路一帶建城）；它的得名也有1700多年的曆史，盡管那時的廣州並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現在的廣州。
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州在“天朝大國”的版圖上，是封建王朝的“化外之地”，也可以說是一個“超級大鎮”。然而，隨著古老的中國開始麵對世界，走向現代，廣州突然變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強的頭顱，向著遙遠的北庭抗聲發言，乃至舉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盤踞北京的時代，南海岸的廣州和東海口的上海，輪番成為顛覆北方政權的革命策源地。後來，它似乎一度“退隱”了，隻留下“廣交會”這個小小的“南風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繼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則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在短短十來年內，以廣州為中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先後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東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這塊原先的“蠻荒之地”變成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成為“淘金者”趨之若鶩的“金山”或“寶地”。
盡管這些新興城市有不少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設施方麵已經超過了廣州，但廣州畢竟還是它們的“老大”，是它們的曆史帶頭人和文化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