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力量的“無形之手”，得益於古來崇尚的“無為而治”，得益於見水為財的嶺南文化這肥沃土壤的滋潤。其魔力一發而不可收，攻城掠地，人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構築著現代城市的藍圖。於是，西方人用了200多年時間完成的城市化，我們不過用了一二十年。於是乎，城鎮和鄉村迭加，市民和農民並列；南人和北人紮堆；既有都市裏的村莊，又有村莊裏的都市，最終有了這座“城鄉一體化”的“國際大都市”——廣州。
在這種市場化的催發之下，廣州成為了中國最具市場活力的城市之一。
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放開農副產品市場到八十年代後期，標榜為“不設防的城市”，不論各色人等，陽春白雪、三教九流，均受無條件歡迎；到今天的通江達海，從小城市到海港城市的重新擴容與定位規劃，廣州的變遷，乍看起來似乎是主動改革的結果，但若仔細探究，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被動適應的過程。就像一個正在青春發育期的小夥子，父母剛給他置齊少年人應有的行頭，他卻很快就褲縫開裂，捉襟見肘。為了應急，始料不及的父母親常常隻能將自己的舊衣服給他應付應付。
這是青春的活力。這是成長的失衡，這是發展中的尷尬。支撐她的是龐大的能源市場活力。廣州就是這樣一座最具市場活力的中國城市。這種活力積極的、良性的一麵是推動這個城市社會的迅猛發展。
因此，廣州在享有八十年代向內地輸出粵菜名廚，九十年代初向內地輸出酒店管理殊榮的同時，又有了一項“高級勞務”輸出業務——向內地輸出諸如策劃、設計、代理、物業管理等房地產開發經營的全套家夥。而廣州本土那些業已聚集了雄厚實力的房地產開發商們，也摩拳擦掌，準備揮師北上，進行大規模的連鎖開發行動。
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有著“思想搖籃”的美稱。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出了震驚全國的聲音，其影響極為深遠。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對本世紀中國的前途命運和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一個出在廣東，一個出在湖南，一個出在四川。事實上，廣東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這其實也正是廣東文化或嶺南文化的特點，即“生猛鮮活”。生猛鮮活是和枯朽陳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生則猛，鮮則活。相反，枯則朽，陳則腐。這也正是一個古老帝國的古老文化可能會要遇到的問題。看來，嶺南文化從根基上，能夠具有生猛鮮活的風格。
源於本土卻不甘本土的《新周刊》這樣說廣州：廣州是這樣一座城市：它什麼都有，但又什麼都無。
廣州在中國城市中的地位，有些像法國或說巴黎在國際上的地位。誰說得清巴黎呢？巴爾紮克、雨果窮其一生之力也未說清。就像巴黎給社會主義革命貢獻了“巴黎公社”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廣州給改革開放的中國貢獻了“鄉鎮企業”、“三來一補”、“個體戶”、“高第街”、“黃花夜市”。
這個城市，總是起模範帶頭作用。而且每次都來勢凶猛。
90年代初期，在京城邊沿的農村租屋聚居的一批畫家，忽地一下子火紅傳媒，謂之畫家村。而類似於京城畫家村的“村子”，在廣州城裏或城鄉結合部多之又多。攝影家村、歌星村、時裝模特村、流浪作家記者村……他們之中，出過日後紅遍中國的人物，而領了幾天或數月風騷的就更多一些。
這些被稱為“撈仔”、“撈女”的外地人湊在一起也會對廣州有怨言：馬路永遠是那樣擁擠，塞車塞得人都麻木了，到處都是趕不跑、滅不掉的地攤、“走鬼”；空氣總是那麼混濁，雖說已經率先推廣了無鉛汽油，而且還鄭重其事地發布了空氣質量周報，可要在廣州的城區裏看到藍天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偶爾能聽到一些有關搶劫、偷竊的故事，雖說不一定驚心動魄，而且也不一定是普遍現象，但廣州的女孩子都不愛戴太多的首飾，不是不喜歡，而是不想惹麻煩；街上的自行車很少有新的，因為至少有三次以上被偷車經曆的廣州人隻好去從小偷兒手上買便宜的舊車。
但是，他們還是喜歡這個城市，還是願意呆在這裏。雖說這些年經濟發展有些不景氣，但廣州的機會仍然很多，任何一個來廣州闖蕩的外地人很快就能在這裏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滿意老板而想跳槽的話，廣州的空間也是最大的，沒有人在乎你跳來跳去、心無定性，關鍵在於這裏有足夠的空間讓你跳，而且你也有這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