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世時，我每年都要回老家看望母親，在家裏陪母親說說話，住幾天。母親2003年春天下世後，這六年來，我仍然每年都要回老家去，清明節前回去一次，農曆十月一日後回去一次。母親生前曾擔心地對我說，她一下世，我們家的房子很快就會壞掉。我讓母親放心，說不會的，我每年都會回來看看。我每年都回老家，是為了遵守對母親的承諾，同時也是為了到母親墳前給母親燒紙。按我們那裏的說法，紙在陽間是紙，一經點燃，就算送到了陰間，就變成了可以買東西的錢。我必須按時給母親送錢，不能讓母親在那邊缺錢花。
也有人指出來，劉慶邦是一個以寫作為業的人，他回老家的目的是為了深入生活，搜集創作素材。對這種說法，我也不否認。我的寫作是從人生經驗和生命感悟出發，深入生活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有的作家到這裏深入生活，到那裏深入生活，我不行，到別的地方我很難深入進去。要寫農村生活，我必須回到我的老家去找資源。我是在農村老家長大的，生命的根紮在那裏，一回到老家，我就等於深入到家了，一條條記憶的線索就會紛至遝來，激活和豐富著我的記憶。我曾經說過，寫作是一種回憶的狀態。但寫作僅靠一個人的記憶還不夠，有時候還需要調動別人的記憶，來充實和完善寫作者的記憶。近年來，我寫了兩部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一部是《平原上的歌謠》，一部是《遍地月光》。前者以三年大饑荒為背景，後者是寫“文革”期間地主富農子女的命運。由於長篇小說對曆史深度和細節豐富性的要求，我在老家對老年人進行了大量訪問，分別做了好幾年準備工作才動手寫。
新寫的一篇中篇小說《我們的村莊》，也是我從老家看來的，聽來的。現在農村變化很快，可以說一年一個樣子。我們要寫農村生活，必須到農村去，和農村生活保持經常性的緊密聯係。我看到的情況是，不少人家蓋起了新房，卻封門閉戶，到城裏打工去了。把院門推開一道縫往裏一瞅，院子裏蓬蒿肆虐，雜草叢生，一片荒蕪。燒鍋的柴火用不完了，人們把麥秸和玉米秸稈就地點燃，燒得遍地狼煙。或把麥秸扔進河裏，堵塞了河道。吃的不發愁了，人們吃得有些猛，以致脂肪淤住了血管，丟掉了性命。近年來，我們村已有好幾位青壯年人因心血管病和腦溢血死去。大饑荒年代是餓死人，現在是吃東西吃死人。有的人家越來越富，開始修廟建祠堂。有的人家越來越窮。也有人心理失衡，產生了抵抗和變態心理。這使我想到，在這個世界上，人類無論走到哪一步，都走不出困境。農村人有農村人的困境，城裏人有城裏人的困境；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困境，外國人有外國人的困境。從一個困境裏走出來了，還會有新的困境在等待著我們。總之，人類天生就是可憐的。
2009年11月中旬，我和妻子再次回到我的老家。老家剛下過一場雪，天氣冷得很，我們在屋裏屋外都裹著羽絨服，還凍得腿硬腳硬，渾身發緊。過鄭州時，有朋友告訴我，說我們老家的水不能吃了，因為前幾年被嚴重汙染過的水滲到地下去了，連地下水都被汙染了。我不大相信，說我們那裏不少人家都打了深水壓井，壓上來的是地層深處的水。朋友說，汙染無孔不入，打深水壓井也不行。在老家期間，妻子鬧了肚子。緊接著，我的肚子也出了問題，一天要往廁所跑好幾次。難道我們老家的水真的不能吃了嗎？要是那樣的話，真是太讓人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