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類社會走向進步的航舵和風帆，當今更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自立自強加速發展的力量源泉。正因為如此，當廣西壯族自治區40華誕之際，回顧和展望壯族教育的發展有特殊的意義。壯族教育濫觴較早，民間教育發軔於遠古，學校教育則始於南越國時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民間教育始於原始社會（尤其氏族社會），那時的教育雖然不是後來這種完整意義的教育，但其目的仍在於規範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培養人的生產生活技能，因而本質上仍屬於教育範疇。進入階級社會，兩種教育產生，民間教育有了全新的性質。經過長期的發展，到明代產生了完整的民間教育範本《傳揚歌》，這部長達2100行的包括20章的哲理詩，對壯人的行為做了全麵的規範，並以之作為鄉間教育青少年的“道德經”，產生很大的影響。當然，其內容和傳授方式是不能和當今新思想、新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民間教育相比擬的。漢代，壯族的學校教育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開始發展，南越國的丞相呂嘉為越人，宮廷的百官、將軍中有70多人為越人，其中居翁等為壯族祖先，有較高的漢文化，可見漢文教育頗見成效。唐以後，壯族地區逐步建立府州縣學，至清代，有府學13所，縣學、儒學52所，私學、義學也有所發展。到20世紀初年，興起了新式教育，1902年廣西創辦了第一所廣西大學堂，書院改為高等學堂，私學改為初等學堂，繼而陸續辦了士官學堂、農業學堂、優級師範、陸軍測量學堂和一批中學。然而，由於軍閥混戰，日寇入侵，當局腐敗，壯族新式教育時辦時停，時聚時散，經費拮據，難以為繼，發展屢屢受挫。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廣西才有6所大專學校，規模不大；中學175所，學生25200人；小學17000多所（含教學點），在校生140多萬人。其中壯族學生比例甚小，大約不到1100人，而且升學率很低，能讀完初小、高小的學生很少，升人初中的就更少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半個世紀裏，尤其是壯族於1956年得到確認並於1958年建立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今非昔比。首先是教育觀念的更新。建國前，教育的目的就教育當局來說，本意在培養各個層次的統治人才，所謂“學而優則仕”，仕者，百官縉紳也。就個人來說，意在求得一官半職，光宗耀祖。建國以後，教育目的意在培養人，完善人，即德智體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這個觀念，在壯族地區是比較明確的，也是比較強烈的。就個人而言，接受教育，服務社會的意識是比較明晰的，因而在各條戰線上，常常可以看到壯族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點：埋頭苦幹，不慕虛榮，不事聲張，講求實效。教育目的的更新必然引起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環境、教育手段的更新，特別是教育內容，注重了它的思想性、科學性和係統性。教材內容貫穿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緊密聯係實際，聯係各個時期黨的工作，同時，係統傳授現當代科學技術。而最大的觀念更新，是20年來對教育功能的認識有很大提高，科教興國的思想愈來愈為更多的人所認識、所接受。像壯族這樣一個人口已達到1700多萬的大民族，等靠要絕非出路，唯有普及教育才能使壯鄉繁榮興旺，別無選擇。這個轉變，對在壯族地區實現現代化至關重要。第二是教育對象的擴大。壯族自唐宋實行羈縻土司製，延續了一千多年。其間人分6等，即一等土官及官族；二等漢人；三等師爺及目家（土官下屬各級官吏）；四等歸內民家（自由民，量少）；五等班夫（農奴，占絕大多數）；六等奴隸（少量）。土官有個不成文的嚴格規定，四等以下尤其五、六等土民，嚴禁其參加科考。個別地方甚至窮了的官族遠裔也不得赴考。寧明縣土官後裔黃體元聰明過人，家貧卻要應童子試，結果被土官派人毆辱，內傷而死。土民無入學之權，到民國時代也好不了多少。1949年以後，廣大工人、農民子弟才有了上學的權利和機會，工農子弟，幹部子弟，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弟，都有上學之權，真正實現了“有教無類”。人民政府還千方百計扶助少數民族子弟上學，如廣西90年代以來為完成“兩基”任務，合理配置學校，方便貧困地區壯族少年兒童入學；少數民族補助費中30%以上用於貧困地區教育，並從“三稅”教育附加費中提取3%用於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舉辦中小學寄宿製民族班和大學預科班；實行加分和降分照顧、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運用壯語文進行雙語教學實驗等，使壯族地區教育出現繁榮的局麵。到1996年，廣西有大專院校27所（加文山一所共28所）。中學3593所，學生2426276人，分別是1949年的25倍和96倍多。小學52700多所（含教學點），學生638.37萬人，分別為1949年的3.1倍和4.6信，實際1949年為小學一年級數字，鞏固率十不及一。而1996年兒童入學率已達98.6%，初中毛入學率為79.2%，可見鞏固率是比較高的。第三是結構的優化。1949年廣西的大專院校數量少，規模小，專業單一，現在理工農醫俱全，而且有了航天這樣尖端的專業。其他如藝術、民族、電子、商業、財政、旅遊、農墾等院校和專業，都是過去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