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派
儒學的奠基人和先驅——周公
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姓姬，名旦，亦稱叔旦，因采邑在周，稱為周公。他是西周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儒學奠基人和先驅，稱為“元聖”。周公也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聖人，《論語》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據曆史記載，武王克殷後兩年死，嗣子成王繼位。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開國功臣的資格攝政。管叔鮮，蔡叔度心懷不滿，散布謠言，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並鼓動紂王的兩個兒子武庚、祿父聯合諸侯國奄和淮水下遊的東夷各族發動叛亂，背叛周室。周公奉命出師，東征三年才平叛這場叛亂，並將勢力擴展至海。後建成周洛邑，作為東都，製禮作樂，並還政成王，在鞏固和發展周王朝的統治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對中國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相傳他推行井田，製禮作樂，建章立製，主張“明德慎罰”。其言論見《尚書》等篇。
周公製禮
在哲學方麵，周公最大的功績就是製禮作樂，從而奠定了中國道德文化的基調。所謂製禮作樂，就是製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製度。主要有“畿服”製、“爵諡”製、“法”製、“嫡長子繼承”製和“樂”製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和貴賤等級製。在殷商時，君位的繼承多半是兄終弟及，傳位不定。周公確立的嫡長子繼承製，即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周公旦還製定子一係列嚴格的君臣、父子、兄弟、親疏、尊卑、貴賤的禮儀製度，以調整中央和地方、王侯與臣民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所謂的禮樂文化。“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別有和，個人和諧，國家也安定。
《禮記》中記載說，夏人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個民族，三個文化，而且一個比一個先進。所謂“尊禮”，其實就是重人事，重倫理，重情感，以離異代替刑律，以人情替代恐嚇，以血緣為紐帶，以爵列為賞罰。盡管周公製禮僅僅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但是，這種文化無疑比裝神弄鬼、殺人如麻更迎合人心，因此大受歡迎。難怪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鬱文乎哉，吾從周。”
千古聖人——孔子
孔子出身於西周末年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童年生活比較艱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貧且賤”。既不富裕，社會地位也低。說孔子出生的時候，父親70歲，母親才20歲，是老陽少陰所生。孔子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過了不久，他便跟隨著母親回到了魯國，自小住在了魯國。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文化氛圍非常濃厚。這對孔子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孔子把一生的誌向歸結為“複禮”，正是來自於對西周封建製度和禮樂文化的信心。他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說：“鬱鬱文乎哉，吾從周。”就這樣，孔子開創了以“仁”釋“禮”的儒學，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文明的走向。正如宋朝一位詩人評價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時已被譽為“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後世並尊稱他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他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所開創的儒學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流。美國詩人、哲學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1988年，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發表聯合宣言，呼籲全世界“21世紀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汲取兩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儒”字的含義
儒，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說法，前身是古代專為貴族服務的巫、史、祝、卜。這些在古代都是“官世”，既是知識分子，又是政府的官員。這些人熟悉祭祀的儀式，因此是參與禮儀操持的文化人，相當於今天文化部門的小官。後來，王室衰微，這些操持“禮儀”的官師紛紛逃離，成為了民間知識分子。
我們今天所說的儒家、儒學，就是在這些人中興起的，以孔子為代表。他們共同的信念是恢複“周禮”。在他們眼裏，“演禮”不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拿點工資這麼簡單，而是納入到了自己生命中去了，將它當做人生的事業來追求。在孔子看來，不是因為你是一個人，然後才去尊禮，恰恰相反，正因為你尊禮，才成為一個人。是否遵禮，不僅僅是一個繁文縟節的問題，而是野蠻人和文明人之間的區別性標誌。遵循禮儀的人無疑就是被“文”所“化”的人，而那些不遵循禮儀的人，一定也是沒有信仰、沒有敬畏之心的野蠻人。
正是對“周禮”的這種哲學式的理解，使得“儒”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職業，而是成為了一種思想和學術派別。所謂思想或學術派別，就是對世界、社會、人生有著相近或共同看法的party。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有著共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一個團體。他們因“誌同道合”走在一起，對內學習切磋，教學互長，對外則傳播、宣揚自己的學說。
儒分為八
孔子一生長期從事教育活動，學生眾多，有所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之譽。而孔子的思想學說體係所涉及的範圍又相當廣泛，孔門弟子對孔子言論和思想的理解不盡相同，難免會產生歧見。所以，孔子逝世以後，孔門弟子就開始逐步分化。到了戰國的中後期，儒學在成為“顯學”的同時，在儒家內部也形成了八個不同的派別。儒家“八派”之說，始見於《韓非子》的《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總之，戰國時期的儒家八派，是當時“百家爭鳴”中儒家內部分化而出現的派別，它們之間的觀點很不相同，但都自認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從以後的曆史發展來看，主要是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響頗大。
亞聖——孟子
孟子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他著有《孟子》一書。他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為“孔孟”。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中“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孔子生活在西周末年的春秋時期，這個時候，雖然王室衰微、諸侯坐大，但各路諸侯還能夠勉強維持禮數。正因為此，孔子對恢複“周禮”一直很有信心。可是，到了孟子生活的戰國年代，諸侯之間像動物一樣廝殺，弱肉強食地爭鬥，讓孟子對現實徹底失去了信心。孟子認為，正是人心的墮落和良知的泯滅，才造成了人的野蠻。於是，深受孔子影響的孟子認為，人之所以墮落，並不是因為人心天生就是壞的，而是人善良的本性被物欲蒙蔽了，而拯救社會最關鍵的就是恢複人的本性和仁義之心。由此，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自居的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論，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試圖以此拯救亂世。
儒家宗師——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和孟子一樣，荀子也是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受孔子之學，傳儒家之業”。而且，荀子也是生活在“爭於氣力”的戰國時代。唯一的區別是：孟子生長在齊魯之地，而荀子卻是生長的隸屬“三晉”的趙國。他們都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創造。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是儒家思想和戰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儒學在戰國時代的新發展。
但和孟子的看法不同，荀子認為人性不是善的，而是惡的。在他看來，戰國時代的血腥戰亂，不是因為人的良知遭到了蒙蔽。相反，這恰恰是人性赤裸裸地展露。由此，荀子走的不是孔子關於“仁”的心性之學，而是關於“禮”的外王之道。如果說孟子將孔子關於“仁”的學說加以發揮，強調個體的心性修養，那麼荀子則沿著孔子關於“禮”的理論進一步闡述，強調群體秩序和實踐的重要性。荀子的這一觀點，直接影響了後來的法家思想。可以說，荀子本人是儒家思想向法家思想的過渡性人物
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兩漢經學
如果說孔孟開創的儒學是儒學發展的第一期，那麼，兩漢時期的經學則是儒學發展的第二期。這個時期，天下一統，六合盡處，統一的政權必然需要統一的思想。產生於宗教血緣的原始儒學便遭遇到了“大一統”的挑戰。中央集權製度不僅擴大了人們政治生活的範圍和視野，而且對以宗法、地域、血緣為核心的政治倫理理念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在這種局麵下，儒學要適應新的時代，必須要對自身進行改造。
於是，以董仲舒和劉歆為代表的經學家，在原來儒家學說中引進了“陰陽”和“五行”的概念，並以此對儒學進行改造。以董仲舒為代表今文經學派側重陰陽，將陰陽看成決定自然和社會的根本規律，建立了“天人感應”的儒學新模式，以此來為中央集權製度下的等級名分辯護。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經學派則側重五行，他將鄒衍“五行相克”的五德終始說改造成了“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說，為新王朝代替舊王朝披上了“奉天承運”的外衣。正是由於這種改造，儒學得到了當時漢武帝的青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學遂成為官學，儒學便一步步從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學搖身一變，成為僵化的製度化儒學，匱乏創新卻飽浸陳腐。
但反過來說，儒學的這種蛻化也是曆史的必然。如果沒有這種順應時勢的蛻化和改進，儒學估計也就在曆史上消失了。如果孔子地下有知，會對董仲舒和劉歆對儒學的這種改造感到滿意嗎？會對儒學這種所謂的成就感到欣慰嗎？真是不得而知。但是，董仲舒和劉歆畢竟成功了，經過他們改造的儒學最起碼比中途就衰落的墨家思想風光，比永遠處於曆史邊緣的道家哲學風光，當然也比永遠等不了大雅之堂的法家思想風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統一的國家必須有統一的思想，這是漢初的統治者在秦朝滅亡中吸取的教訓。那麼，這個統一的思想應該是哪家思想？漢武帝最終選擇了儒家，因為儒學宣揚的就是國家“一統”。漢武帝金殿問策時，董仲舒就說：孔子作《春秋》，講的就是國家一統。這種統一，不僅是天地宇宙間的根本規律，也是人世間永恒不變的道理。可是現在呢，學說不統一，思想不一致，“百家爭鳴”的怪亂現象還存在著，即使去找個老師學習，教的課程也不一樣，各人有各人的主義，各派有各派的路線，老百姓也不知道要聽誰的，不知道何去何從，一臉茫然。而國家無法製定政策，不能出一個聲音，不能有統一的口徑，怎麼能做到國家的大一統呢？也就是說，沒有統一的思想，怎麼可能有中央統一的政權政治呢？
董仲舒的話打動了漢武帝，於是就有了“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命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其實是儒學與官方的一場交易：儒學一步登天，成為了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儒生，也由民間的閑雲野鶴一下子變成了朝廷的士大夫。他們隻需要向國家貢獻自己的知識、理論和忠心，就可以得到無人企及的社會地位、官位和俸祿。並且從此開始吃公家飯，永遠都不會失業。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儒生在國家那裏得到了發展的空間，儒學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壟斷，擁有了別的思想無以企及的霸權。國家考試的科目是儒家的思想，官吏選拔的標準也是儒家的理論，治理國家的思路至少在表麵上看起來也是儒家的套路。另一方麵，中央專製政權也得到了思想上的保障和守護，兩千年來穩如泰山。要不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這種中央專製政權不知道還能延續多長時間。
揚雄
揚雄，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人。西漢學者、辭賦家、語言學家。揚雄少時好學，博覽多識，酷好辭賦。口吃，不善言談，而好深思。家貧，不慕富貴，40歲後，始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為門下史，推薦為待詔。後經蜀人楊莊引薦，被喜愛辭賦的成帝召入宮廷，侍從祭祀遊獵，任給事黃門郎。其官職一直很低微，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稱帝後，揚雄校書於天祿閣。後受他人牽累，即將被捕，於是墜閣自殺，未死。後召為大夫。《三字經》把他列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
從思想上看，揚雄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漢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學家、思想家兩種身份。揚雄一生曆官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曆經兩朝，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煥然，學問淵博；道德純粹，妙極儒道。王充說他有“鴻茂參聖之才”；韓愈讚他是“大純而小疵”的“聖人之徒”；司馬光更推尊他為孔子之後，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漢代思想家，政治家。廣川（今河北衡水）人。他是第二期儒學的代表人物。他對儒學的貢獻在於，在儒學中引入陰陽觀念，認為“物莫有不合，而合各有陰陽”，“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既然世界萬物都是由陰陽交合構成的，那麼它們服從的應該是一個“道”。就這樣，他得出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結論，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學新模式。
儒學之所以在漢代複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係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製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他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並延續至今。正因為此，後人這樣評價董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玩弄“五行”的高手——劉歆
劉歆，西漢皇族，西漢古文經學的真正開創者，是中國儒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最大的功績是將鄒衍“五行相克”的五德終始說改造成了“五行相生”的五德終始說。他在《三統論》中列出了這種“相生”的順序：包羲氏受木德，接下來的炎帝受火德，黃帝受土德，少昊帝受金德，顓頊帝受水德，嚳帝受木德，堯帝受火德，舜帝受土德，禹帝受金德，殷商受水德，周代受木德，直至漢代受火德，恰好與“劉邦是赤帝之子，斬白蛇而起”的故事吻合。而且漢自詡為是堯的後人，所以當時非常流行“漢為堯後”的說法。既然帝堯以火承木而接替了帝嚳所開創的天下，那麼，堯的後代劉邦以火承木接替周朝也就順理成章了。
那麼，如何解釋朝代的更替呢？這裏麵就有大文章了。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強調“相克”。那麼，一個朝代的滅亡就是被後一個朝代推翻的，是“征誅”；而劉歆的五德終始說重視“相生”，那麼，一個朝代被後一個朝代所代替，不過是這個朝代出自好心將天下讓給了下一個朝代而已，因此不存在滅亡的問題，而是高風亮節的“禪讓”。
劉歆的五德終始說對後來的封建王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曆朝曆代的君主都不得不重視“運數”。所以我們看曆史劇或者讀曆史書，皇帝的詔書第一句話就是說“奉天承運”。何為“奉天承運”？就是說奉了天的旨意，合乎時代的運數。從此以後，中國曆次同一民族間的改朝換代，無不沿襲這一傳統，行禪讓典禮。
漢代的讖緯神學
儒家思想自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開始就蒙上了一層宗教神秘的麵紗。這種神學化的發展趨勢，終於導致了肇始於西漢後期，而至東漢達到鼎盛的讖緯神學。讖緯之學裏麵充斥著各種神秘的預言和隱語，這些東西糅雜在儒家經典當中，雖使儒學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正統地位，但是又造成了儒學內在的危機。當時的人普遍認為，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是孔子的全部教義。因為，儒家門生都要記誦讖緯，朝廷議事“對策”也要引用讖記。在政治思想、學術文化領域內，充斥著讖緯崇拜。
讖緯在漢代的儒學體係中，不是支流，更不是異端，而是與經學共享主導地位。讖緯在漢代儒學中的地位，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麵來理解：一、儒學完成了宗教化改造，孔子被尊為神秘的教主；二、《春秋繁露》與讖緯神學密不可分；三、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也以讖緯為歸旨。比如，著名的白虎觀會議的討論記錄，就是雜糅讖緯與經學，不僅直接稱引讖緯，有時甚至是先緯後經。其泛濫程度及主導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儒學發展的第三期——宋明理學
漢末以降，佛、道日盛，經原始儒學改造而成的漢儒係統又麵臨新的“挑戰”。這種新的“挑戰”不是來自社會政治，而是來自宗教信仰。因為漢儒之粗疏的“天人感應說”和“五德終始說”雖然可以解釋政治倫理和朝代更替的問題，但卻無法解決生命之價值、存在之意義問題。於是，在唐代儒、釋、道三足鼎立的情況下，儒家要想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去迎接外來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在信仰問題上的“挑戰”。而宋明理學，正是這種迎接“挑戰”的結果。
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係，宋、明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理學的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提出“理”先於天地而存在，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征》，得出“理存於欲”，指出“後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文起八代之衰——韓愈
韓愈，是唐朝著名的文學家、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為我們所不曉的是，他還是儒家的一名代表人物。隋唐期間，佛學盛行，儒道衰微。韓愈率先扛起了“道統”的大旗，以光複儒學為己任，大張旗鼓地批判佛學，為宋明時期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按照韓愈的想法，從遠古以來，儒家就有一套具有普遍實用性的道德準則，它的具體內容，就是儒家所宣揚的“仁”“義”“道”“德”。“仁”意味著博愛，“義”意味著人的行動恰如其分，“道”指的是人的行動原則，“德”指的是人內在的精神修養。古代的君王正是以此而教導天下，所以人神共和，家國安康。這個“道”，由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文、武、周公又傳給孔子，孔子再傳給孟軻。然而不幸得很，自孟軻以後，“不得其傳矣”。這一個傳授順序，被後人總結為“道統”。韓愈也因為倡導它而在宋明理學中獲得了崇高的讚譽。盡管韓愈“道統”論的出發點在於反佛，但更為重要的是，“道統”論也為儒學教育哲學注入了新的內容。這就是：從此以後，儒學教育哲學在涉及到人的行為的道德價值問題時，都毫不猶豫地將“道統”作為立論的依據。
宋明理學的先驅——李翱
中國唐代思想家，文學家，字習之。在哲學上，李翱受佛教影響頗深。所著《複性書》，糅合儒、佛兩家思想，認為人性天生為善，“情由性而生”，則有善有不善，“情既昏、性斯匿矣”，提出以“正思”的方法，消滅邪惡之“情”，以達到“複性”而成為“聖人”。他曾從韓愈學古文，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所作《來南錄》，為傳世很早的日記體文章，文風平易。著作有《李文公集》等。追隨韓愈，他曾闡釋韓愈關於“道”的觀念，強調文以明道。他還主張反佛、“複性”，發揮《中庸》“天命之謂性”的思想，主張性善情邪說，認為成為聖人的根本途徑是複性。複性的方法是“視聽言行，循禮而動”，做到“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作《複性書》三篇，論述“性命之源”等問題。他的思想為後來道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宋明理學的鼻祖——周敦頤
周敦頤，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敦頤，諡號“元公”，字茂叔，號濂溪先生，中國宋代（北宋）的大儒，思想家、理學家、哲學家。封“先賢”，奉祀孔廟東廡第37位。周敦頤生於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長於衡州（今衡陽），晚年定居廬山蓮花峰下，以家鄉營道之水名“濂溪”命名堂前的小溪和書堂，故人稱濂溪先生，元公是他的諡號。與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並稱為“北宋五子”。
周敦頤是我國理學的開山鼻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清代學者黃宗羲在他的《宋儒學案》中說道：“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他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係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隻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他的學說，在以後七百多年的學術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也成為後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象數大師——邵雍
邵雍，字堯夫，世稱“百源先生”，又稱“康節先生”，北宋五子之一。他融合儒道思想，把《周易》歸結為“象”和“數”，從而構造出宇宙發生圖式。
邵雍認為，道為天地之本，天地是萬物之本。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有形，人由道而行。道是無形無象永恒的精神本體，天地萬物是它的派生物。而“太極”又是道之極，產生萬物的道存在於“太極”之中，道生萬物的過程是：道生天地。天分陰陽，地分剛柔，剛則二分為四。天生動，地生靜，這是天地之道。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天生出太陽、太陰、少陰，即日月星辰；地生出太柔、少柔、太剛、少剛，即水火土石。這個道生萬物的過程用數表示，為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天地）；二生四，四為四象（日月星辰）；四生八，八為八封；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之數備焉”。
道和太極是靜而不動的，它發用則為“神”，因“神”的變化有數，有數才有象、有器（具體事物），萬物生產之後，又經變化歸複於太極。他發揮《中庸》“天命之謂性”的觀點，提出天下之物，皆有理、有性、有命。“天使我有之謂命”，“天命”賦我以性，性之在物稱謂理。“順理”就是順其“天命”，能順“天命”，則無所不通。宋朝理學鼻祖之一的程顥曾在與邵雍切磋之後讚歎道：“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關學的創始人——張載
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關學的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原是氣。他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有聚散而無生天，氣聚則有形而見形成萬物，氣散則無形可見化為太虛。他認為宇宙是一個無始無終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浮與沉、升與降、動與靜等矛盾的對立運動。他還把事物的矛盾變化概括為“兩與一”的關係，說：“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認為兩與一互相聯係，互相依存，“有兩則有一”，“若一則有兩”。在認識論方麵，他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區別，見聞之知是由感覺經驗得來的，德性之知是由修養獲得的精神境界，進入這種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在社會倫理方麵，他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主張通過道德修養和認識能力的擴充去“盡性”。他主張溫和的社會變革，實行井田製，實現均平，“富者”不失其富”，貧者“不失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