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從學院橋上拍張照片，或許已是從這個角度所拍的第數百萬張，或許也早有明信片：兩旁宮殿間忙碌的船來船往，大運河在數百公尺外略向左彎，跟著一切便從眼前消失——我想在自己的底片上留下居高臨下所見的這一切，幫助自己記住這個和貝裏尼一張畫上類似的場景。
橋上行人上下樓梯，摩肩接踵，許多拿著相機靠在橋欄杆上守候的觀光客，有著和我一樣的打算。我不理會這種可笑的情況，沒等著欄杆旁有位置空出，便拿起相機在橋上站立的人群間找著理想的運河風光。不過，沒看到河水，我卻意外地見到一個留著軍人般雪白短發的大腦勺。
我喜歡這個在藍天背景襯托下漂亮的白色腦袋，覺得是個獨特的題材，正想按下快門時——這個腦袋便動了起來，男人轉向我，我突然在鏡頭中見到一張我認識，卻未親眼目睹過的老人的臉。我放下相機，感到難以置信，吃驚地問道：“您不是恩斯特·榮格嗎？！”這個男人，矮小、身體筆直，有對灰藍色、略顯混濁的老人眼睛，感到開心。“是，是。”他笑著，似乎訝異我認出他來。在我還不知道是不是，或該不該簡短問候一番之際，他就主動問我：“您呢？您在這做什麼？”
他單刀直入的問題聽來似乎真想知道我在這裏幹什麼；不然的話，他大可說完爽朗的“是，是”就算了。由於我幾周前就在構思一部小說，想把威尼斯當成情節的起點，便說了一點我的想法。他專心地追問著，而我勾勒出我已能掌握到的大綱。“您已有了開頭了嗎？”他還是想知道。我說，我大概會後來才寫，現在先處理三個主角之間的關係。他覺得可以理解，不過他對開頭還是念念不忘。“開頭往往特別難，”他表示。“您讀過《布瓦爾與佩庫歇》嗎？”我讀過許多福樓拜（Flaubert）的小說，但《布瓦爾與佩庫歇》隻聞其名。“那有個有趣的開頭，”他說。“兩個不滿自己生活的男人，從不同方向來到一個小公園，坐在同一個長椅，開始交談。很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兩個男人在橋上相遇，說不定這可以當成您的開頭？”我們倆大笑，我還說我會考慮看看，而這時我才注意到恩斯特·榮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在擁擠的人群中，我沒注意他太太站在他身後，他叫她“小牛”，我是從他日記中得知這點。她拉了拉他的袖子，提醒他：“學院美術館十分鍾後就要關了。”我懂得這個暗示，便道了別。“您怎麼稱呼？”他問。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他重複念著。“祝您小說成功！”他還說道，跟著兩人便消失在橋上的熙來攘往中。
我後來在榮格的回憶錄中，讀到這位八十七歲的作家這次威尼斯之旅的經曆。他和他妻子住在夏逢尼海岸的加布耶裏–山德維斯（Gabrielli-Sandwirth）飯店。在參觀完學院美術館後，他走過聖馬可廣場，注意到那裏的鴿子有不同的色澤，然後回到飯店，向門房要三三三號房的鑰匙。
那個男的看著我，感到奇怪。我心不在焉，腦海裏還是美術館的那些畫。電梯在大廳的另一頭，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還以為有好幾台電梯。房間也變了——一定有新客人住進來。行李箱半開著，珠寶首飾擱在桌上。我說不定走錯樓層——我最好再下樓去，從外頭察看一下窗戶。小心起見，我把鑰匙又交了回去。來到外頭，我才發現自己進的不是加布耶裏飯店，而是丹尼艾裏。
榮格前一天和妻子去了托切羅島。十月底的天氣還很熱，蠑螈在牆上遊走。“一定還值得來獵一趟鴨，就像海明威那時候一樣；我們見到帶著木頭誘鳥的獵人，”恩斯特·榮格寫道。在這對夫妻參觀完大教堂內的鑲嵌畫後，便在“奇皮亞尼客棧”的花園用早餐。“淡藍色的天空；金黃色的葉中綻放著石榴，”榮格描繪著晚秋的景象。搭乘公共汽船回去時，他注意到一對意大利夫妻。榮格訝異男人臉上“那種少見的果敢與善良——讓人相當信賴。旁邊是他妻子。他可說是司湯達的夢想，不是讓人一見傾心，而是一種溫婉的結晶。”
十一月一日，既是萬聖節，又是埃茲拉·龐德十周年祭日，榮格單獨前往聖米歇墓園，希望得到些他或許還可添入自己《阿拉丁問題》一書書稿中的靈感。
在臨水的牆後，他在散置的花圈中發現一朵金屬製的紅丁香。他覺得這朵丁香很合適，想到：“我可以帶給埃茲拉·龐德。”他於是前往墓園的基督教徒區，但卻找不到龐德的墓。“我找了好久，也問了兩名警察，但沒結果。最後我想到察看臉孔：誰會像是喜歡詩的人？我很快就找到一位：一名白胡子的希臘人，讓我想起泰奧多·多布勒。他靜靜地領著我到墓前後，立刻便離開。一塊簡單的大理石碑，不比小學生的書桌大多少，上頭刻著：埃茲拉·龐德。上頭擱著日常的花，也燃著三根安魂蠟燭。這樣，便補上了他死前不久，我在阿姆裏斯維爾（Amriswil）錯過的會麵。”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