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娜·裏昂出於好奇，對生活下了手。完成了文學課程，交出了關於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博士論文後，她離開了家鄉新澤西，徹底走訪了其他的世界。隻要有任何一到兩年的工作，可以去到某個美麗的地方，在那生活，她都願意接受。她於是到不同的國家找工作，在羅馬做過導遊，在倫敦擔任過廣告文案，在瑞士的美國學校教書，甚至也去過伊朗、中國與沙特阿拉伯。“真是可怕的一年！”對最後停留的地方，她想來還心有餘悸；身為一名會自由思想的女子，她在那裏一點都不受歡迎。
一九八一年，這位美國女子在她的夢中城市威尼斯定居，很快也找到合適的工作：在附近維琴察（Vicenza）一所美國馬裏蘭（Maryland）大學分校教授英國文學。盡管她表示自己莫名其妙成了名作家，她還是想保留這個職位：“這很有趣，”她說。“我喜歡這份工作，我的學生都很棒。”
還是年輕的大學生時，她就想來威尼斯。在她看來，威尼斯和歌劇便是天國的化身。她自己雖然不會任何樂器，也對錯過學習感到非常遺憾，“但下輩子一定會學！”她保證。她一直相當嫉妒她的幾位音樂家好朋友，可以輕而易舉閱讀樂譜，“就像我們讀報紙一樣！”她興奮地表示。“他們閱讀的時候會聽到音符——真是神奇！”
但要怎麼解釋這樣一位喜歡和諧、追求幸福的女人，會發展出相當成功的犯罪情節呢？一種精神預算上的必然平衡？一種惡靈的召喚，在緊急關頭時以備不時之需？還是一種實際的看法，認為幸福與不幸相生相依？
“一定都有一點，”朵娜·裏昂若有所思地表示著。“身為作家，我當然有負有社會政策上的責任。我多年來的旅行和從事各種職業的經曆，讓我眼界大開，因此也試著以自己的方式來解釋並描述毫不和諧的狀態。”
不過她第一本犯罪小說的靈感卻來得意外。她和朋友在威尼斯聽了一出歌劇，兩人對指揮相當不滿，“粗糙無比，裝模作樣”。演出結束後，她開玩笑想著如何一勞永逸解決這種音樂家，免得繼續傷害音樂。她第一本書《威尼斯終曲》的點子於是油然而生。由於下筆如神，這位幸福的犯罪小說作家很快又接著出版幾本小說，全都引起轟動。
但朵娜·裏昂並未把她的犯罪小說寫得驚險刺激。她至少把她筆下警官布魯內提的私生活看得和在文學上完整鋪陳水都犯罪一樣重要。談吐文雅的警官不隻是位鍥而不舍的犯罪專家，也是位親切的丈夫和父親。他多半或多或少和自己討人喜歡與文雅的妻子，一起解開他那些頭緒龐雜的案件。說來也巧，他的妻子是名文學講師，在烹調番茄羅勒意大利麵時，還能不斷啟發自己的丈夫。“我隻是想要一位自己也會喜歡的警官，”作者解釋。一位討人喜歡的男人自然也有一個討人喜歡的家。
相反的，朵娜·裏昂自己卻喜歡獨居。“不然，我會覺得受到限製，而且我很珍惜能在世界最美的城市生活與工作的特權。”
（一九九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