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約在康納雷喬區的一間小館子前。店裏座無虛席，我們便坐在外麵的一張桌子旁。十月的傍晚還有暖意，但一條小運河上，吹來一陣濕冷的微風，朵娜·裏昂（Donna Leon）在肩上披了一件深藍色的夾克。“先來一杯水就好。”她對侍者說。
這個城區未被觀光客占領，但仍接近聖馬可廣場與鍾樓，這位偵探小說女作家從她住處的房間窗戶就可看見。街燈在圍繞著廣場的宮殿與一般住屋斑駁的牆上，投射出粉紅色的明信片般光彩。
十七年前，朵娜·裏昂便已住在威尼斯。然而，盡管她的犯罪小說場景全都在水都中，這位女作家至今在這依然不太出名。她的書被譯成許多語言，但仍無法以意大利文來閱讀。這是這位女作家自己導致的。她很珍惜自己在威尼斯的默默無名。在她鄰居眼中，她是“美國的女博士”，在威尼斯外某個地方教英美文學——事實上也是如此。由於擔心城裏的人可能對幾乎真實地揭發他們那並不是一直都很正派的社會感到不滿，布魯內提（Brunetti）警官於是以許多語言辦案，但就是沒用意大利語。
這位敏感的犯罪督察在仔細調查威尼斯上下層社會時所發現到的，往往就像潟湖的湖水一般混濁。布魯內提的案子發生在妓女與男妓出沒的地區，在經濟罪犯的勢力範圍，或往往隻是顯得高貴的文化圈子中。這位熱愛音樂的女作家便把她的第一本犯罪小說《鳳凰奇案》（Death at La Fenice），安插在著名的鳳凰劇院，一名不受歡迎的德國明星指揮家在這離奇死亡。眾所周知，這座鳳凰劇院這期間也離奇被焚毀。
威尼斯的文化氣氛是這位美國人在這定居的原因。她去美國，隻是造訪親友。“我是在另一個美國長大的，”她說。“我三十年前在那念書時，美國還不像今天這樣漫不經心、粗野與膚淺。當時還有真正的政治討論，大家還讀著講究的書籍，更別提電視節目和音樂廣播。”
音樂是繼文學後，朵娜·裏昂的最愛，說不定還位居第一位，她自己也還弄不清楚。莫紮特，尤其是亨德爾，是她最喜歡的音樂家。為了聽一場亨德爾的歌劇，她會飛到世界盡頭，這她付得起，但為什麼是亨德爾？我問她。“我想那和幸福感有關，”她說。“亨德爾的音樂就是讓我感到幸福！隻需要聽上幾分鍾，就會感覺到這點。亨德爾自己是個幸福的人。甚至在他嚴肅或悲傷的作品中，也總有著幸福的時刻。我自己也喜歡生活盡可能過得幸福。亨德爾就是這樣——毫無例外！”她侃侃而談。她仿佛無意間泄露自己的內心似的，開玩笑般舉起自己的杯子說道：“祝一切和諧！”
她自己的生活至今看來過得十分幸福。身為愛爾蘭人與西班牙人的後裔，她在一九四二年生於新澤西（New Jersey），在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長大，受到良好照顧。家裏從未有過真的嚴重的問題，她說：“我們是下凡成真的美國夢。”她表示，她以前認為生活事實上可以這樣一直進行下去。她一直沒有什麼特別的抱負，因此也沒有特定想從事何種職業。她從未夢想過要飛黃騰達。“少女時，我想像我的未來就是整天看書和聽音樂。”
朵娜·裏昂這時的觀念已經改變，知道多數的女孩今天的想法不同。“但我是在一九四二年生，”她說，“五〇年代時，我那一代幾乎不用擔心未來的職業。我們雖然是在工作有一定價值，工作有用和正當的價值下長大，但同時也知道，我們在戰爭與經濟危機後，會比父母活得更加輕鬆。我們覺得全世界為我們敞開著，我們隻需下手去拿我們想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