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崛起：窮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要想研究文人在亂世之中的表現，就去研究徐世昌吧！在晚清當過內閣副總理，又在民國當過國務總理和總統的徐世昌，是“文人從政”的典型。他渾身上下散發著古代中國文人的氣息，裏裏外外沾染了清朝官場習氣，和北洋軍隊關係密切卻始終沒有直接掌握軍隊。北洋將軍在混亂的民初政局中將老資格的“老好人”徐世昌推舉為大總統，看中的是他在北洋係統的資曆和聲望；而曆史選擇這麼一位總統，又一次演繹了亂世文人的政治命運。
艱難崛起：窮秀才的“仕途三道坎”
一
民國的第四位總統徐世昌是曆屆總統中的“另類”。他既不是革命黨，也沒有扛過槍，出身窮酸秀才，從鄉間私塾教師成為宰相，最後轉變為民國總統。政治場是充滿荊棘的崎嶇路，徐世昌能以一介書生縱橫清末民初亂世數十年，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徐世昌1855年（鹹豐五年）生於河南開封，祖籍寫的是“直隸天津”，家族還能和兩任山西巡撫扯上關係。但這些都是虛的。清朝政治場上講究出身和門第，但真正對個人仕途產生影響的是祖父和父親兩代。“富不過三代”的公理在政治場上也有效。徐世昌的祖父默默無聞，父親徐嘉賢曾參加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25歲就早逝了。父親死的時候，徐世昌才7歲。徐家當時隻剩下孤兒寡母，除了一些七拐八拐的“書香門第”和“政治世家”的招牌外，沒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政治資源。
徐世昌從小接受了係統的儒家教育。母親劉氏“知書達理”，對徐世昌和弟弟徐世光要求很嚴格。據說有一次徐世昌兄弟倆為分三塊糕點大吵起來，劉氏見狀大罵兒子：“從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長大了還能有什麼出息！”說完，劉氏把三塊糕點都扔到地上踩個稀巴爛。劉氏出生於桐城學派世家，深諳儒家理論，也用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嚴格要求兒子。徐世昌稍長一點，開始交友了。劉氏會暗中觀察徐世昌的朋友，隻允許兒子和那些符合儒家標準的青少年交往。在這樣的背景下，徐世昌成長為了一個標準的儒家青年，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的窮酸書生。
徐世昌的出身決定了他即使學富五車也不會輕易進入仕途，因為官場是為那些有背景的有誌青年準備的。於是徐世昌16歲時不得不做了私塾先生，教學補貼家用。後來，他又在河南各縣的縣署內做“編外人員”，處理文書、替官吏寫稿。在官場中混得越久，博取功名就越像是遙不可及的童話。曾有人問他的誌向，徐世昌回答得四平八穩：“我日後如果能有一官半職，一定用俸祿好好招待賓客。”夢想是好的，但如何入仕是橫亙在徐世昌麵前的一道坎。
大概在1870年代的末期，“編外小吏”徐世昌遇到了“紈絝子弟”袁世凱。當時袁世凱寄寓陳州數年，徐世昌則在陳州公署襄理文案。兩個心有大誌難以舒展的青年很快就結識了。袁世凱飲酒遊樂、指點江山、豪爽闊綽。徐世昌則中規中矩、謙遜穩重，兩個人在一起很不諧調。但他們還是在1879年拜把為兄弟。徐世昌比袁世凱大四歲，是兄長。兩人情同手足，共度了一段青春歲月。徐世昌不時勸說袁世凱生活要有節製，要注意言行；袁世凱雖然左耳進右耳出，但對徐世昌的勸告感激在心。
席錦全是一個有正式編製的小吏，他認為徐世昌前程遠大，就把自己的妹妹許配給他，還把自家大部分家產作為嫁妝送給了徐世昌。這筆財產讓徐世昌的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更重要的是使徐世昌有充裕的資金去“熬科舉”了。不久，徐世昌在妻兄席錦全和義弟袁世凱的資助下，進京趕考，中了光緒八年（1882）壬午科的舉人。四年後（光緒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又中了丙戌科進士，入翰林院，三年期滿，授翰林院編修一職。徐世昌邁過了第一道坎。
二
編修官階七品，年俸45兩白銀。翰林院編修到地方上去，也是知縣一級的領導，而且名聲很好，“自古宰相出翰林”，就是一般的知府也要禮遇再三。但這種官職但在扔一塊磚頭就能砸到一個侍郎的北京城實在算不了什麼。就算說官職低也不怕，如果能掌握實權，就能撈到“孝敬”，那也還說得過去。但是可憐的翰林院是個研究學問的冷衙門，平時遇到有人來送孝敬就像在窮鄉僻壤遇到欽差私訪一樣難得。所以多數翰林都把翰林院的經曆當作“鍍金”，要麼千方百計投靠貴人尋求快速提升，調出翰林院，要麼看準地方上有職位出缺尋求外放地方知縣知府，去做地頭蛇。
有人也許會不相信，中央各部委官員高高在上，怎麼會過這樣的苦日子呢？別不相信，徐世昌就是個例子。翰林院編修可算是無數讀書人夢想的崗位，一年的俸祿是45兩俸祿再加幾斤祿米。但是京城消費成本高，這樣的收入根本就無法支持一個七品官的體麵生活。明清兩代俸祿奇低，有京官寫曲抱怨說：“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隻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一句“一隻空鍋等米淘”說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們每月月底發愁房租，店鋪裏賒了許多賬，還得經常應酬隨份子，為此不知多少官員低頭遮臉跑當鋪。明清時期，許多京官外放知府、藩臬甚至巡撫，第一件事情就是籌錢去當鋪贖出家當。當年，曾國藩做到了侍郎，母親死了還是靠同僚湊份子錢才得以奔喪回鄉的。
徐世昌的翰林院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家裏窮，北京的生活成本又這麼高，讓他不得不屈翰林編修之尊“重操舊業”，在北京城裏給達官貴人當家庭教師，補貼家用。為了能夠取得“進步”，徐世昌認真做學問，還投師拜友，希望上麵有人賞識，提拔自己。客觀地說，徐世昌的文章做得不錯，甲骨文的發現者、時任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就認為徐世昌是後起之秀。但徐世昌的頂頭上司、翰林院掌院大學士李鴻藻卻認為：“徐世昌為人虛矯過人”，把徐世昌積極進取的態度看成了上躥下跳的投機行為。在當時是領導決定下級的命運。既然掌院大學士的態度如此，徐世昌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徐世昌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窮迫尷尬，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二道坎。
人生有幾個十年啊？他感覺自己的仕途就此到頭了，心想不如請求隨便外放個地方知縣，謀取實惠，告老還鄉算了。徐世昌也算是老翰林了，此時請求外放是降格，應該沒什麼困難。但他又想，難道之前的苦熬白費了？徐世昌有點難以割舍，於是就分別給在湖北和江西任知縣的兩個堂叔去信請教進退。結果，兩位堂叔回信，異口同聲反對他外放。他們教導徐世昌說，翰林院雖然清苦，但畢竟走的是中央路線，機會多，一遇到大機會迅速飛黃騰達的可能性也大。為了免除堂侄的後顧之憂，兩位堂叔還出錢資助徐世昌的生活，讓他靜待良機。
官場之中，如徐世昌這般出身，做到六七品中級官職，算是正常，不算成功也不能說是失敗。如何更進一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徐世昌在翰林院的十年，正是北京政治風雲變幻的十年，這讓他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他的義弟袁世凱後來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仕途之路，這段時間也開始走中央路線，謀取進入政治高層。戊戌變法期間，徐世昌就為袁世凱在京城積極活動，幫助其加入強學會接近維新派。袁世凱後來接到光緒皇帝密詔，不知所措，求教於徐世昌。憑借經驗和對時局的觀察，徐世昌輕輕將密詔倒扣在案上，默默走開。袁世凱心領神會，知道義兄建議自己拒絕光緒、投靠後黨。這多少促成了袁世凱對於後來道路的選擇。
戊戌變法之後的1897年，徐世昌應袁世凱之邀毅然辭職前往天津小站任新軍營務總辦。這樣的選擇讓許多人迷惑不解。小站軍營是個新生事物，官兵隻有區區7000人，百廢待舉。而翰林院再不濟，也是個鐵飯碗。更重要的是，徐世昌舍棄正兒八經的正七品官職去給袁世凱做名不正言不順的“狗頭軍師”，在讀書人看來是不務正業，自甘與行伍粗人為伍。事實上，北洋係統早期也隻有徐世昌這麼一個出身正統科舉、舍棄中央官職的成員。他這麼做，太冒險了。也正是這一次冒險，賦予了徐世昌後半生雄厚的政治資本。
徐世昌為什麼要這麼做？他一方麵固然是出於和袁世凱的把兄弟關係，另一方麵又何嚐不是看到了新式陸軍在中國政壇潛在的力量？
許多人認為徐世昌去了小站之後，就是依附於袁世凱，給袁出謀劃策，而喪失了自己政治上的獨立性。其實不然。事實上，徐世昌的政治生涯始終是與袁世凱相對獨立的，小站練兵階段隻是暫時融合而已。
當時已經年過四旬的徐世昌拋棄四書五經從頭開始學習ABCD，夜以繼日地攻讀西方近代軍事著作。他主張中國的新式陸軍要學習德國-日本陸軍係統的思想和優點。是徐世昌的能力和工作態度，而不是他和袁世凱的關係，使他在新軍中立住了腳跟。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薑桂題、張勳、曹錕等新軍將領對他是真心的尊重。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徐世昌建議袁世凱和張之洞聯合，“保境安民”，圖謀自立。事後，袁世凱拉張之洞一起舉薦徐世昌升任四品道台。
徐世昌又回到了傳統的仕進道路之上，邁過了又一道坎。但當時僧多粥少，並不是所有獲任的官員都有機會實授，徐世昌的道台就是“記名”的，等候上任。此時的徐世昌要想進步，想進入政治高層，就需要來自政治核心圈子的提攜了。他遇到了仕途中的第三道坎，也是最難跨越的一道坎。
曆史給徐世昌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見駕勤王”。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前，慈禧太後倉皇帶著光緒皇帝“西狩”，經河北、山西逃亡西安。兩宮逃得很狼狽，隨行人員極少，一度要向當地百姓討吃討喝。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中國局勢混亂。清朝能否繼續存在，都成了問題。許多地方官員或抱著等待塵埃落定的心態，或認為慈禧和光緒已經失去了政治價值，前去護駕的很少。而徐世昌清晰判斷出兩宮複位是遲早的事情，於是收拾行李尾追而去。第一次，慈禧太後逃命逃得太快了，徐世昌硬是沒追上。他隻好怏怏不樂返回北京。徐家在湖北做知縣的堂叔專門給徐世昌寫了封信，勸他應該立即奔赴西安，不應返回北京。徐世昌更認定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趕緊再次出發，終於在1901年正月趕到西安，並打通關係覲見了喘息未定的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疾風知勁草，板蕩見忠臣。”慈禧在饑寒交迫、權力喪失之時，對主動勤王的大臣印象都很好。而徐世昌長的就是一幅中規中矩的忠臣相，慈禧一看就很喜歡。詢問履曆後，慈禧知道徐世昌科舉出身，十載京官，數年編練新軍，學貫中西，老成持重，正是急需的人才，不禁誇他是“李鴻章第二”。
領導惦記是好事，最高領袖的誇獎更是天大的喜事。從此，徐世昌坐上了“直升飛機”，青雲直上，立即升任內閣大學士，不久實授兵部侍郎、督辦政務大臣，“新政”期間任巡警部尚書、民政部尚書，再任東三省總督。與行伍出身、手握兵權、言行不羈的袁世凱相比，徐世昌顯得忠厚老實，討人喜歡。徐世昌的官職後來居上，很快超越了袁世凱。袁世凱回河南“養病”時，徐世昌已經登堂拜相了。
1908年，清朝成立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分別是徐世昌和滿族人那桐。徐世昌儼然成為了晚清漢族大臣的領軍人物。
總督東北：在晚清政壇的短暫作為
一
地位的提高，讓徐世昌在晚清政壇上能夠有所作為。
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舉薦徐世昌越級出任新成立的商部左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直隸、天津地區的政務和財務。在這個位置上，徐世昌和袁世凱相配合，做出了實實在在的成績。
當時天津地區還被八國聯軍占領，侵略軍在天津成立“都統衙門”，把持行政大權。如何收回天津，是擺在新任商部左丞徐世昌麵前的大難題。徐世昌有辦法，他公開宣布：“都統衙門一日不撤銷，聯軍一日不撤出天津，本官決不赴津上任，一切善後事宜包括賠款將無從談起。”把賠款和撤軍聯係在一起後，驕橫的八國聯軍也不得不同意談判。經過八個月的唇槍舌戰，尤其是袁世凱和徐世昌創造性地發明用警察代替軍隊的接管方法，1902年8月天津政權順利交還中國政府。
徐世昌上任後，在直隸、天津地區推動了一係列經濟近代化政策。他貫徹“通商惠工”的政策，組建了“直隸農務總局”和“天津商務總會”，並製訂、頒布了《公司條例》、《商人通例》等法律，鼓勵工商業的發展。對於列強經濟勢力的問題，徐世昌態度堅決地陸續收回了開平煤礦及其河道、口岸，組建了“北洋灤州官礦有限公司”；他還收回了津鎮鐵路的部分權利，力主自建京張鐵路。之後全國廣泛興起的“收回利權”運動，其源頭就是袁世凱和徐世昌主持發動的。而這場運動多少又催生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則是徐世昌等人沒有預想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徐世昌完善了近代巡警製度，奠定了中國警察製度的基礎。由於《辛醜條約》規定：天津二十華裏之內，天津全縣以至寧河縣境、塘沽、北海沿岸不準中國軍隊駐紮。徐世昌就引進西方的巡警製度避開這一規定，依然保持對天津等地的控製。他親自挑選北洋新軍500人建立巡警隊，又將天津城區劃區，製定規章製度對天津實行警察管理。全國各地紛紛效仿。天津在清末和民初成為北方重鎮，擁有濃鬱的近代文化，袁世凱當然居功第一，徐世昌堪當第二。
後來，袁世凱做出的成績遭到了滿族權貴們的猜忌，而徐世昌卻始終得到清廷的信任。不知道是徐世昌和袁世凱若合若離的姿態起了作用，還是清廷想將二人“分而治之”，集中全力對付袁世凱。1905年，清廷要“預備立憲”，選派五大臣赴歐美、日本考察憲政。調任兵部左侍郎的徐世昌赫然在列。他和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同為清廷最為倚重和信任的能臣幹將。五大臣考察團剛在天津站登車，就遭到革命誌士吳樾的炸彈刺殺。徐世昌、載澤、紹英受傷，考察行程推遲。等重新組成考察陣容的時候，徐世昌因調任巡警部尚書而未能成行。1907年，巡警部並入民政部，徐世昌又轉任民政部尚書。
就在這一年，清廷計劃在東北設立行省。東北長期實行和關內不同的三將軍製度，社會發展落後，加上沙俄和日本勢力一北一南滲入東北，有將該地殖民化的傾向。朝廷於是決定廢將軍設行省，任命總督加強控製，並派出了慶親王奕劻的長子、貝勒載振和徐世昌一起赴東北進行前期調研。載振被內定為東三省總督。人事任命未動，消息早已泄漏。北洋將領段芝貴想提前和載振“總督”拉關係，以求謀取東北某省的肥缺。他乘載振回京途中在天津停留之機，贈送給載振一名小妾，載振接受後答應日後任命段芝貴為黑龍江巡撫兼布政使。載振此人乃紈絝子弟，行事毫不忌諱，結果自己的委任狀還沒下來就引來了言官如潮水般的彈劾奏章。加上不久之後，朝廷果然任命段芝貴為黑龍江巡撫，於是朝野輿論沸騰，指責載振賣官鬻爵。京津媒體長篇累牘地熱烈報道這條政壇桃色新聞。慈禧知道後十分震怒，不得不臨陣換將，任命同去東北調研的徐世昌頂替載振任職東三省總督。
徐世昌就這麼成了清朝的第一任東三省總督。
二
1907年4月，徐世昌赴奉天（今沈陽）就任東三省總督、欽差大臣兼三省將軍事務。麾下的三省巡撫分別是奉天唐紹儀、吉林朱家寶和黑龍江段芝貴。旋即，段芝貴因桃色新聞被免，改由程德全出任黑龍江巡撫。這三個巡撫日後也都成為了民國政壇的風雲人物。
到任伊始，日本人就鬧出了一樁棘手之事。7月11日，日本公使照會中國外務部，聲稱位於圖們江的江東灘“間島”領土歸屬未定，並在同日悍然派兵占領該地。15日，日本擅自在延吉設立“駐韓統監府派出所”，妄圖正式吞並該地區。所謂“間島”，指的是延邊一帶的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原屬寧古塔轄地，是東北地區離日本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該地屬於吉林省延吉廳，是毫無爭議的中國領土。徐世昌聞訊，立即派王崇文、吳祿貞（又是民初風雲人物）赴延吉取證，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間島地區是中國領土無疑。於是外務部兩次照會日方，嚴正指出日本侵略中國領土，要求日軍撤出間島。經過反複力爭，日本撤軍。為防後患，清廷抓緊開發該地，開辟延吉為商埠，1909年又在琿春設立海關總管，統管東北邊境的海關事宜。此處與俄羅斯、朝鮮接壤，又有水路出口，貿易旺盛。一直到1938年，東北居民都可通過此處出入日本海。
除了發現間島的重要性，徐世昌還聘請英國工程師對葫蘆島海域進行了勘測，決定在該處建築港口。葫蘆島港由此誕生。
徐世昌為什麼要聘請英國工程師建築港口呢？因為他要“以夷製夷”。東北業已被日俄南北分割，中國政府無力與兩國抗爭。為了避免東北殖民地化，徐世昌主動引西方勢力（主要是英國）進入東北，來遏製日俄勢力的膨脹。可惜由於日本和沙俄的強烈抵製，西方列強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導致徐世昌以夷製夷，拯救東北落入外國侵略魔爪的計劃沒有取得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