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的“偃武修文”繼承的還是馮國璋“和平統一”的思想衣缽，隻不過在內容上更廣、表達上更含蓄罷了。這也是徐世昌比馮國璋精明老到的地方。“偃武修文”把和平的曲調彈得很順耳，把隱含的“和平統一”意思包含在“偃武”裏麵，又附加了“修文”的大旗幟，讓人無法直接反對。“偃武修文”具體有三個方麵的內容。第一是“以文轄武，廢督裁兵”。民國初年，將領掌握政權，盤踞地方，爭權奪利，成為國家公害。徐世昌設想首先要去除這些實力將領。用高官高待遇來換取他們的軍隊和地盤，同時進行裁兵，把兵權集中在陸軍部，最後由中央派文人擔任各省省長。第二是“以文製武，保持均勢”。針對軍閥們形成派係、爭鬥不已的局勢，徐世昌設想把皖係限製在西北，奉係限製在東北，直係限製於中原和長江，在維持均勢的基礎上裁軍換人。所以他任命段祺瑞為邊防督辦，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又滿足了張作霖對東北督軍人選的要求。可是在有槍就是王的年代，徐世昌的這些設想注定是空中樓閣，沒有實力做支撐根本推行不了。黎元洪、馮國璋兩個前任都想抑製軍閥擴張，但都沒有成功。徐世昌用新瓶裝了舊酒，還是沒有銷售出去。除了維持住各派軍閥現狀，保持他們的均勢之外，徐世昌的裁軍、廢督等措施因為各地的堅決抵製而宣告失敗。
“偃武修文”的第三個方麵，同時也是重頭戲，就是南北和談。11月15日，徐世昌召集各省督軍到北京會商和議。他施展往日調停的手段，使軍閥們最終表示“服從總統”、“讚成和平”。次日，徐世昌發布了停戰令，南北實現停火。他樂觀地說：“和平統一的時機已到，機不可失，中國的安危在此一舉了。”全國統一誠然是當前國家第一要務，徐世昌把主要精力也投入其中。
幾天後的11月28日，民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廣場上隆重舉行了慶祝一戰勝利的典禮。作為協約國成員，中國是一戰的戰勝國。在太和殿堂前，徐世昌穿西式禮服，左右環繞著政府高官、協約國和中立國駐華公使和軍隊高級將領，發表了慶功演說，並檢閱了段祺瑞率領下的中國參戰軍儀仗隊。這是徐世昌一生中最榮光的時刻，也仿佛預示著國家將走上和平之路。
1919年2月20日，南北雙方終於在上海和談，正式商議統一問題。北方代表為朱啟鈐，南方代表為唐紹儀。在文人政治家和普通民眾心中，南北的諸多問題都是可以經過協商解決的。唐朱二人也的確在爭吵後打開了通向和平的大門，但實際上，問題的根源不是談判桌上的爭吵，而是擁兵自重、互不相讓的南北軍閥。北方軍閥心中的統一是北洋軍南下，吞並南方各省；而南方各省從護國到護法，雖然名義正當，但心思卻放在割據自肥上。和平雖好，但南北雙方卻有著根本利益的衝突。最後，和談的結果隻是鬧得唐朱二人不得不分別辭職，和談宣告擱淺。
就在徐世昌為恢複和談奔走呼號的時候，北洋係統的內部矛盾引發了第一次內戰。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湖南前線的吳佩孚一路北上，殺得皖係軍隊丟盔棄甲，段祺瑞被迫下台。軍閥均勢被打破了，此後徐世昌的主要精力被北洋內訌所牽製。“偃武修文”在實質上失敗了。
但徐世昌仍然將皖係的下台看作是一次機會。親日的段祺瑞之前一直阻撓南北和談，安福國會也被各界抨擊為非法國會，徐世昌於是下令解散安福係，並通緝其重要分子，以為此舉清除了南北和談的最大障礙，喜滋滋地等待和談大門重新開啟。不想，孫中山先生重組軍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積極練兵北伐。南北和談大門徹底關閉，徐世昌的“偃武修文”政策在名義上也失敗了。
當時的報紙一針見血地指出徐世昌的處境：“以軍事眼光觀之，徐今無權無勇，惟聞該黨仍將留徐為傀儡，以為對於騎牆各省作幌子之用。”
將徐世昌捧上總統寶座的皖係被推翻了，徐世昌的總統日子還有幾天呢？
二
徐世昌總統任內的重大事件是五四運動的爆發。對五四運動的處理，頗能透露徐世昌“文人總統”的氣息。
“5月4日，當學生從天安門前往東交民巷時，大總統徐世昌派步軍統領李長泰前來勸阻。學生很客氣地對李說：‘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可見學生們對總統的代表有著相當的尊重。李長泰也並不對學生的行動做過多的阻擋。這種政府和學生之間的溫和關係，雖然很快在‘火燒趙家樓’發生之後煙消雲散了，但是從學生們對待總統代表的最初態度中，也可以看出五四時期這位以‘偃武修文’自我標榜的大總統在國人中的聲望。”（《徐世昌：調和各派關係的大總統》）
有趣的是，五四運動發生時，徐世昌正在中南海總統府內為歸國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辦宴接風，曹汝霖、陸宗輿作陪。他接到電話，得知學生們明確要求罷免的正是在座的這三個人。徐世昌罷免了曹章陸三人，緩和了全國輿論的反對之後，政府內有意見要求“嚴拿首要，解散北京大學之說”，強力鎮壓五四運動。教育總長傅增湘則堅決抗議，並強烈要求釋放因“火燒趙家樓”而被逮捕的學生。徐世昌采取了傅增湘的意見，要求“文明對待”青年學生，5月7日下令全部釋放被捕學生，表示了和解的姿態。他和傅增湘惺惺相惜，稱讚傅增湘“畢竟是個讀書人”。
對於五四前後的政治思潮，徐世昌是一知半解，但他明確反對逮捕、鎮壓學生的態度表明，他畢竟是個讀書人，對學生保留著親近感。隻不過他要求的是學生要安心讀書，用尊孔讀經來教導學生安心向學，結果走到了學生的反麵。
能透露徐世昌書生本色的另一件事情是他收集古籍善本，以及對編書很有興趣，留下了許多文章和書畫。盡管遭到批判說他的文章和書畫水平有限，圖書的編輯質量也較差，但徐大總統樂此不疲。徐世昌還熱衷於外國的博士學位。他曾授意李石曾赴法國訪學，向法國人盛讚中國總統是飽學之士、文人總統。法國巴黎大學因此想授予徐世昌文學博士學位。但授予一個人博士學位，必須有這個人的著作才行。於是，徐世昌決定寫作《歐戰後之中國》一書，係統闡述了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和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局勢的看法。徐世昌的寫作方法是這樣的，他提出思路和框架，然後由熟悉各國情況的總統府恣議黃郛出麵，召集學者討論、寫作。因此《歐戰後之中國》應該算是一部集體著作，徐世昌可算作這個項目的主持人。該書印了中、英、法三種文字版本，成了徐世昌的博士成果。徐世昌對學位很看重，專門任命朱啟鈐為“接受學位專使”，帶著《歐戰後之中國》分訪世界各國，贈送友人，最後才到巴黎領受博士學位。但許多人對徐世昌的“博士”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
當時北京大學教授辜鴻銘就是個罵人高手。曾經有外國記者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上問他：“怎麼穩定中國政局？”辜鴻銘回答：“辦法很簡單，把現在座中的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掉，中國的政局就會安定些。”辜鴻銘罵人罵出了名，結果反而沒有人敢迫害他了。如今出了徐世昌獲得法國博士的新聞，辜鴻銘見到法國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們美麗的法蘭西，如今居然給徐世昌發了博士學位！”說的次數多了，法國人也很尷尬。更要命的是，黃郛出國遊曆後，公開宣揚《歐戰後之中國》是自己的著作，後來又寫了包括前書內容的《歐戰後之新世界》一書。如此，徐世昌為一個博士學位敗壞了在學術圈和文壇的名聲。
三
最後，徐世昌的下台也很不光彩。
徐世昌希望新直係和奉係能念及當年提拔之情（他對曹錕、張作霖都有恩），聽從自己指揮。所以他在皖係下台後，周旋在曹錕的新直係和張作霖的奉係之間，暗中溝通，希望維持住兩派均勢。在直皖戰爭中，張作霖響應曹錕。皖係失敗後，直係和奉係同時進入北京。但新直係的靈魂人物吳佩孚卻不承認徐世昌是合法總統，見麵時隻是拱手為禮，稱呼徐世昌為“菊人先生”。而且吳佩孚對和日本關係曖昧的張作霖也很不滿；張作霖則對關內有野心，對獨大的吳佩孚也很忌恨。徐世昌和曹錕從中調停，於事無補。不久，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徐世昌希望奉係能夠獲勝，不想張作霖戰敗，被趕回關外。張作霖對居中調停的徐世昌非常不滿，失敗後將新直係和徐世昌一塊罵得淋漓盡致。
實際上，直奉戰爭勝利、直係獨霸北京後，吳佩孚就謀劃著驅趕徐世昌下台了。他的利器是恢複民國元年舊國會，通過否認第二屆國會的合法性來否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
徐世昌表現出了極重的戀棧心理。為了保住總統地位，他派人拉攏老議員，又設法阻止舊國會集會。這反而讓曹吳二人下決心加快趕走徐世昌。隨即，徐世昌任命的江蘇督軍齊燮元通電請他下台，吳佩孚馬上率直係諸將領公布徐世昌“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的罪狀，最後由徐世昌親信、衛戍總司令王懷慶親自到總統府傳達曹吳的決定，要徐世昌自動下台。徐世昌看著王懷慶47，也體驗到了當年袁世凱眾叛親離的滋味，知道局勢不可挽回，不得不自動辭職了。
當時情勢緊急且不明朗，徐世章和吳笈蓀等人力勸他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暫避。徐世昌堅決拒絕：“我是中國總統，關係國家尊嚴，恕難從命！”1921年6月1日，徐世昌從總統府退回東四五條私宅。第二日，他宴請了顧維鈞、周自齊、顏惠慶、董康、高恩洪、羅文幹等政府成員，舉杯淒然道：“現在第一屆國會擁戴黎黃陂複位，鄙人正好可以籍此退休，頤養天年。今日一別，鄙人即與國事直接脫離關係，望諸君各自努力！”當天下午，徐世昌倉促離京赴津。根據徐世昌的侄子徐玉琢回憶，徐世昌被趕下台的景況相當淒慘，“他在深夜坐汽車逃出北京時，經過了四道盤查，始脫險境。載徐出險的那部用手搖發動的舊式汽車，後來一直陳放在家裏，作為‘紀念’；救他脫險的那位汽車司機，也一直被徐當作‘恩人’供養。”
津門寓公：徐世昌的晚景與晚節
一
下野後，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
他在住宅中專門辟出一間取名“退耕堂”，自號“退耕老人”或“退叟”，又造了間“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齋”，表示退隱不問世事。晚年的徐世昌還真的“耕讀”了起來。天津徐宅占地 10畝左右，麵積大、空地多。他命傭人開畦種菜，有時親自鋤草。因為喜歡菊花、葡萄，徐世昌種了各種葡萄和菊花。在讀書方麵，翰林出身的徐世昌組織了“晚清簃詩社”，編撰《晚晴簃詩彙》，試圖對清詩進行總結，同時還組織人員編輯出版了《清儒學案》、《退耕堂政略》等多種書籍，並且資助河南方麵整理出版中州文獻。雖然當時就有人批評徐世昌出版的圖書遴選、編校質量較差，但徐世昌晚年多少還是對文化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息影津門後，徐世昌厭倦國事，從不看報，也不許家人談論國事。他在北洋係統中沒有自己的派係，更談不上有嫡係黨羽，所以歸隱後前來拜謁、探望、投靠的人很少。和徐世昌有聯係的比較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就是同住在天津的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袁克定按輩分要稱徐世昌為伯伯，當年因為徐世昌消極抵製帝製，袁克定還罵過徐世昌。如今物是人非，不知袁克定來徐宅拜訪時是什麼樣的心情。
和晚年徐世昌交往最密切的就是被徐家人稱為“李四爺”的李鴻章的四子李經羲。徐玉琢回憶：“他們兩人的感情最好。每當李四爺來訪，徐就把客廳門關起，兩個人在屋子裏有說有笑，也不知談些什麼。有一次，我曾偷偷地從門縫中向裏窺視，隻見我伯父正在客廳中且舞且唱，頗覺驚奇。他平時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在子弟麵前都是一本正經，而和他的摯友李四爺卻毫無拘束，無話不談。”
徐世昌晚年耕讀生活看似過得很自在，但徐家的家庭氛圍是壓抑的、封建家長式的。徐世昌的封建家庭倫理觀念很重，年紀大了以後更是嚴守封建家庭倫理。全家八十多口人，雖然分居，但都必須聽命於他這個大伯。徐世昌處處以嚴格的封建禮教約束子弟，上下尊卑一絲一毫也不許馬虎，即使是弟弟來見他也必須垂手侍立，不敢稍坐。當時全家輩分最長的是徐世昌八十多歲的嬸母。徐世昌每日清晨必到這位嬸母跟前請安，畢恭畢敬，以此給子侄做表率。徐家的清規戒律很多，比如絕對禁止家人聽戲、看電影，如有違犯就要到祖宗祭堂罰跪；又比如嚴禁賭博，隻在春節開禁三天。所謂“開禁”也隻是由徐世昌拿出300元帶頭賭牌九，輸完了事。但根據徐玉琢回憶“所有的封建大家庭都一樣，表麵上識書知禮，骨子裏卻是各有一套，隻不過瞞著徐世昌一人而已”。在北京讀書的徐家子弟還參加了五四學生運動。徐世昌知道後把參加者關了起來，從此不許子弟進入“洋學堂”，專門請了一位塾師在家中教課。
晚年的徐世昌保持著刻板、極有規律的作息，早晨四點起床，洗漱後寫字作畫，早餐後散步讀書，用餐很簡單但時間很長，總要兩個小時才離開飯桌。晚飯後，他登樓向呂祖燒香，然後飲普洱茶，聽讀報，九時就寢。每天如此，長年累月不變。同時，平淡的寓公生活也有一些驚喜。比如徐世昌的八十大壽當天，曹錕、顏惠慶等名人都親來祝壽，徐家賓客雲集。北京到天津的火車還加開了臨時列車。徐世昌很高興，贈送賓客每人手書對聯一副。那時，人們才重新記起徐世昌這個前總統來。
二
“九·一八事變”徹底打破了徐世昌晚年生活的平靜。已經不問政事的徐世昌重新關注起時局來。每晚就寢前，徐世昌都要侄女讀報給他聽。“七·七事變”後，華北局勢漸趨緊張。日本方麵發現了徐世昌的價值，企圖拉攏徐世昌出麵做“華北的領袖”，組織親日政權。
一天，老部下曹汝霖來訪。談及時局，曹汝霖發表高論：“南京政府英美派當權，壓製日本在華勢力，使日本在中國的權利受到損失，日本被迫無奈才出兵與中國打仗。總統（指徐世昌）此時如能出山，與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明白曹汝霖是來給日本人當說客拉自己下水做漢奸的，斷然拒絕道：“老朽年過八十，體弱多病，早就不過問政事，對此沒有興趣，你們另請高明吧。”曹汝霖怏怏告辭，他前腳剛走徐世昌馬上吩咐門房：“以後曹汝霖如果再來，就說我不在家。”
老部下不行，日本人就發動徐世昌的門生來做說客。大漢奸王克敏以“師生之誼”來拜會徐世昌，請徐世昌出麵組織政權。徐世昌閉門不見，並向人表示“我沒有這樣的門生”。日本人又請出徐世昌的得意門生、在偽滿洲國任職的金梁，南下天津來做說客。金梁在清朝滅亡後長期追隨溥儀，是複辟勢力的代表人物，這次除了有門生的招牌外，還抬出了已經在東北“稱帝”的溥儀來壓徐世昌。社會上都知道徐世昌對前清和宣統皇帝有很深的感情，不忘清室的“天恩”。金梁就請徐世昌“暫時”出麵維持華北秩序，迎接溥儀返回北京“正位”。徐世昌出人意料地當即拒絕。金梁又請徐世昌考慮“晚節”，希望他識時務。徐世昌勃然大怒，痛斥金梁根本不配談氣節，說完拂袖上樓而去。
至此，日本人還不死心，偽天津市市長潘毓桂、日本師團長阪垣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等紛紛勸說徐世昌出麵組織政權，徐世昌都閉門不見。敵偽又希望從徐世昌侄子徐一達處打開缺口。徐世昌就鼓勵子侄遠離天津，擺脫敵偽糾纏。他自己從此裝病謝客。
1938年冬天，徐世昌患上膀胱瘤。同年，老友李經羲死於天津。李經羲的死對徐世昌打擊很大，從此若有所失、鬱鬱寡歡。醫生建議徐世昌離開租界，住院接受治療。徐世昌害怕離開租界後被日本人控製，拒絕離開租界的住宅。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死，終年85歲。他臨終遺囑，不發訃告，歸葬河南輝縣，墳墓從簡。
徐世昌終生無子，兩個女兒早夭。
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評價徐世昌：“獨徐世昌者，僥幸入詞苑，學問非所長，終身未綰軍符，戎事更非所習，談笑從容，取功名如拾芥，仕清室忝握機樞，佐民國儼居元首……”對徐世昌的能力評價很低。的確，徐世昌除在晚清曾短暫推動過新政外，一生政治罕有建樹；除在政府派係紛爭中多次居中調停外，也沒有顯露出過人的政治才幹。相反，徐世昌的政治品德並不高尚，以前清遺老自居，又在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暗箱操作選舉等問題上不明不白，算不上是正麵的政治人物。然而，徐世昌承襲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節，所以在死後的6月8日，國民政府下令褒揚：“徐世昌，國之耆宿，望重群倫……寇臨華北，屢思威脅利誘，逞劂陰謀，獨能不屈不撓，凜然自守，亮風高節，有識同欽……”“民族氣節”四個字他還是配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