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項羌人初以狩獵、遊牧起家，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他們生生所資之衣食住用之物，幾乎都是直接得之於自然界的。由此，而造成了黨項羌人對自然界的巨大親和性和依賴性。他們為自然界能夠提供給他們所需的有用物質，賦予他們以良好的環境而喜悅，而滿足，同時也為自然界不能提供給他們所需的有用物質，或強加給他們以惡劣的生存環境而憂愁，而哀傷。他們不理解天（“沒”“每”）的寥廓，地（“偉則”）的蒼茫，太陽（“皮”）的溫暖，月亮（“力”）的皎潔，更不理解雲（“能”）的飄蕩，雨（“瀆”）的灑落，風（“勒”）的吹動，雷（“惹芮”）的轟鳴，霧氣（“恰為”）的朦朧，星宿（“仡傑”）的閃爍。各種自然之物與自然現象，使他們不僅深感莫名其妙，而且深感無力駕馭，從而產生了畏懼的心理，以及同自然修好，以獲得自然幫助和保護的願望。正是懷著被自然所折服的虔誠，黨項羌人以深邃的目光，凝視著籠罩全部自然之物和蘊涵全部自然現象的天空。
西夏文獻中所記載的黨項羌人對於天的一些認識，是頗為發人深省的。
例證一。西夏文著作《文海》認為：“天者乾也，天者霄也，眾生之覆蓋遮蔽處也”（33·162）。
所謂“乾”，乃八卦之一，卦形為≡，三爻皆陽。又，六十四卦之一，乾下乾上，象征陽性或剛健。《易·說卦》：“乾，健也。”“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
所謂“霄”，乃雲氣，雨雪虹霓之本源。
可見，作為亦“乾”亦“霄”之“天”，是充滿陽剛品格的自然現象，是自然界全部雲水之氣之所在。如此之天，也是芸芸眾生賴以安身立命之所在。它的覆蓋和遮蔽是富有保護力量的。
例證二。西夏文著作《聖立義海》卷一“天之名義”鮮明地指出：“天屬陽，一切日星，光淨寰宇，陽氣下降，陰氣和合，盡成諸物。”
這是說，充滿光明和溫暖的“天”，使陽氣和陰氣互相結合，從而產生了自然界的萬千事物。可見，天是萬物產生之本原所在。試想，如此可以令陰陽二氣“和合”而“盡成諸物”的天，其地位自然應當是至高無上的。於是，黨項羌人認為：“世界間，天、地、君、禮四種大中，天為始。”可見，若沒有天，不僅沒有了自然，也沒有了社會。天是“世界”（含自然與社會）所有的“四種大”中的“始”（開始，始祖）。黨項羌人從極為深長的凝視中，不僅感受到了天空的至大無比和至高無上，而且自以為臆測到了天空的生命品格和神性力量。
作為至上神的“天神”，其實是抽象的神，它並沒有什麼特定母體的形體。但尚未開化的人們，寧願相信“天神”有其人格，有其神性。其所謂“天神”，似乎就是一種超自然的人。《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萬物本源在於天）。《詩·大雅·民》說：“天生民”（老天生育眾人），“天監有周”（老天監護周朝），《論語·泰伯》說：“惟天為大”（萬物之中隻有天最為高大）。《書·蔡仲之命》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沒有私親，全憑道德輔助）。郭沫若說，它主宰“風雨禍福，年歲之豐嗇，征戰之成敗，城邑之建築”。陳夢家說，它“發號施令，與王一樣”。
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成果之一，天神崇拜在人類社會的相當長的時期內，都不會逝去。它不僅會以形形色色的物化形態（如人們憑想象繪製出的天神圖形）續續不斷地呈現出來，更會以意識形態的“天神”觀念存活在人們的心中。
黨項羌人稱“天神”為“沒那”，他們的“天神”觀念，由來極為久遠。從《墨子》所引《虞夏書》的史料中可知，夏朝已有“至上神”的“天神”觀念。如：當禹征伐有苗時，曾說：“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墨子·兼愛下》）。而當禹征伐有扈氏時，曾說：“天用剿絕其命”，“予共行天之罰也”（《墨子·明鬼下》）。禹之所謂“天”，已是“天神”之“天”，這“天”是夏人崇拜的“至上神”。從黨項羌人繼承古羌人文化傳統的角度看，謂其“天神”觀念來自夏人，應不是子虛烏有之事。黨項羌人稱“天”為“聖天”（《同音》14A2·4，26A7·7）、“皇天”（《文海》87·261）、“昊天”（《聖立義海》卷一《天之名義》）等，與夏人、周人稱“天”為“上天”“皇天”“昊天”等，是完全一致的。而與商人對“天”的稱謂“帝”“上帝”，卻截然不同。這其中深層的原因，大概就在於——夏朝是由古羌人所建立的，周朝的興起也得益於古羌人的協力；而商朝卻是以古羌人為敵的，動輒興師征伐。黨項羌人的文化良心，決定了在“天神”稱謂上的果斷抉擇，這是無可非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