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的興盛
如前所述，西夏王朝的佛教信仰，首先決定於佛教在西北廣袤沃土（其中許多地區以後都成為西夏領轄的地方）的曆時悠久的植根深長，以及佛教對西北各族民眾的深入心靈的不停灌輸。但也必須看到，更加有力的決定因素，是來自黨項羌上層人物對佛教信仰的熱衷和提倡。這是對西夏本土業已存在的佛教世俗群體的自認統領，也是對周邊地區（例如唐、宋、遼）普遍流行佛教信仰的心領神會。黨項羌統治者似乎覺得，在自己統治的土地上，就應當如同唐朝那樣，擁有以五台（文殊菩薩）、峨嵋（普賢菩薩）、九華（地藏菩薩）、普陀（觀音菩薩）四大名山為代表的眾多佛界聖地；也應當如同宋朝那樣，興國之初便有各國高僧雲集、佛教經卷如山的譯經院正式開設的宏偉景觀；抑或像遼朝那樣的一次“（施）飯僧五萬人”的佛事壯舉。他們渴望著，盤算著，要親手繪製出最新最美的西北佛國盛景。
史載，黨項羌上層人物的佛事活動，早在西夏王國建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月，德明的嫡母罔氏卒，告哀於東京（今開封），得宋真宗準許，由宋廷致祭使袁護送，德明至山西五台山，修供十寺為母祈福。德明選擇這種莊嚴、隆重的佛教儀式，來憶念、祭奠自己的嫡母罔氏，足以說明他對漢傳佛教的一片向往之情。德明的這一祭奠活動，可以看作是西夏王國佛事的濫觴；對以後西夏民眾普遍信奉佛教，西夏王國以佛教立國、治國，無疑具有明顯的導向意義。
北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又說天聖八年（1030）等，正在忙於謀求民族獨立事業的德明，懷著急切的心情，遣使至宋，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佛典將經、律、論三大部類稱為三藏）。德明此種付出甚重的以馬換經，究其動機，當在於立國所用。
德明卒去（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即1032年），元昊繼位。史載，元昊也“好浮屠學”。他繼承了德明向宋求經的思路和做法。在西夏立國（1038）的前四年，即北宋仁宗景元年（1034），遣使向宋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獲宋仁宗準許並特別賜予。這對正在籌劃於帷幄，積極進行民族國家體製建立的元昊來說，意義重大。
西夏王國的曆朝皇帝，普遍信仰佛教，並為佛教在西夏的廣泛傳播，各自用心、奉力。為了使西夏王國變成一片佛教聖境，他們不僅熱衷於修建寺塔，廣施佛事，更熱衷於以物贖經，創製文字，延師譯經，以至建立並完善佛教的管理製度和相關的法律法規等。
如前所敘，西夏正式立國前，德明、元昊已各有向北宋以物贖經之事。其後，又有毅宗諒祚時向北宋以物贖經三次，惠宗秉常時向北宋以物贖經一次。
西夏毅宗諒祚福聖承道三年（1055），即北宋仁宗至和二年，習性好佛的毅宗諒祚的生母、太後沒藏氏（曾出居戒壇寺為尼，號沒藏大師），因感恩宋仁宗趙禎將投奔宋朝的綏州蕃族人阿訛等放歸西夏，派遣使者入宋上貢，遂得仁宗趙禎所賜之大藏經。
西夏毅宗諒祚都三年（1059），即北宋仁宗嘉四年，西夏以新建精藍所需，向宋朝乞求，並依照獻馬七十匹作為印造工值的常例，獲得請贖之大藏經，以及布帛書帙（套子）、簽牌（披閱時所用的小型標簽、小牌之類）等。
西夏毅宗諒祚拱化四年（1066），即北宋英宗治平三年，西夏經過四年的等待，並依照獻馬七十匹作為紙墨工值的舊製，才獲得請贖之佛經大藏，以及簽牌、經帙等。北宋統治者對西夏國主“喜觀心於法境，願繹經於秘文”，甚為滿意。
西夏惠宗秉常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即北宋神宗熙寧六年，西夏依照進馬七十匹作為印製資費的舊例，獲得請贖之釋典一大藏，以及簽牌、經帙、複帕（雙層包裹圍巾）等。神宗為此西夏乞經事，曾特別下詔，不僅要求印造“無至脫漏”，且做到“早賜”“宣給”，還特派專人直送宋夏邊界之保安州（治今陝西延安附近，約為誌丹）和宥州（治今內蒙古鄂托克旗南）相接處界首交割，移牒給賜西夏官員手中。
黨項羌上層人物6次以外交方式向北宋以物贖經，前後曆時達40餘年（包括西夏立國前近10年及立國初30餘年）。通過切實的以物贖經，直接創建了西夏佛教發展的必要前提。西夏通過“以物贖經”的方式，前後六次陸續從宋朝得到了官方認定的佛經，其數量應是不少的。
從贖經的實際情況考慮，西夏所得佛經，是當時北宋擁有的佛教典籍叢書（總彙）——漢文《大藏經》。
所謂“大”，是指佛典窮天地之極致，達無所而不包。所謂“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譯詞，原指藏物之箱籠，因古印度僧侶以其存藏貝葉經，遂以“藏”為佛經的代稱或計算單位。所謂“經”，是梵文Sūtra的意譯詞，有“貫穿”的意思，古印度佛教徒認為，以絲線貫穿花瓣，花瓣便不會被風吹去，同理，釋迦牟尼的說教彙集起來，也如同花瓣得以絲線貫穿，可以永遠傳存人間，故稱之“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