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至北宋前期，河西一帶曾經曆了一段名為“歸義軍政權”的時期。早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沙州民眾推翻了吐蕃統治；大中五年（851），唐朝在沙州設立歸義軍，任命張議潮為節度使；其後，繼此職位的有張淮深、張淮鼎、張承奉等，人稱“張氏時代”。接著，是“曹氏時代”，掌管歸義軍的有曹議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祿等。在西夏占領沙州（1036年）之前的約190年間，在篤信佛教的歸義軍政權的統治下，河西佛教不斷發展，日益興盛。如：張議潮自稱“清信佛弟子”，挽其師高僧法成不隨吐蕃離去，而留於敦煌講經，直至大中十四年（860）去世。張淮深時期，法成弟子法鏡與法海繼續在敦煌講經。法鏡是曾經進過長安的學僧，講經直至去世的中和三年（883）。法海繼之講筵，在敦煌佛教界很有影響。歸義軍時期，按唐製，確立了敦煌佛教教團的管理製度，以河西都僧統為教團的最高首腦。至曹氏時代，佛教由一度的衰落，又逐漸走向繁榮，尤其是庶民佛教迅速發展。大量的“偽經”（假托“佛說”的漢文佛教著作）、“疑經”（懷疑為“偽經”的佛教著作），得以廣泛流行，說明佛教信仰者眾。在崇佛的曹氏時代，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興起開窟造像的熱潮，其中新開洞窟41個，重修前代洞窟242個，在莫高窟崖麵還進行了大麵積的繪畫，以及多種洞窟修整工作。
在歸義軍“曹氏時代”的晚期（約1030年），沙州回鶻崛起，統治了瓜、沙、肅地區。至公元1036年，瓜、沙、肅地區陷於西夏，成為西夏領土的組成部分。但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回鶻的強大勢力仍在這裏起著實際的作用。由於沙州回鶻長期接受著絲綢之路帶來的“善國神鄉”的熏陶，致使原先信奉薩滿教、摩尼教等多種宗教的廣大回鶻民眾，紛紛皈依佛門。洪皓《鬆漠紀聞·回鶻》載：“（瓜、沙）回鶻奉釋氏最盛。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宰羊，或酣酒，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之敬親。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現存倫敦大英圖書館的回鶻文佛經《天地八陽神咒經》，和現存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的回鶻文佛經故事《善惡兩王子的故事》等文獻，就是沙州回鶻人佛經翻譯的代表作。據劉玉權先生考察研究，沙州回鶻修建了許多洞窟，今存23個（莫高窟16個、榆林窟2個、西千佛洞5個）。沙州回鶻人還繪製了不少極富民族特色的佛教壁畫，留下了許多回鶻文題記、禮佛文、發願文等。由於許多沙州回鶻人“羈縻於西夏”（宋·洪皓《鬆漠紀聞·回鶻》），以至“悉為役屬”（見《宋史·曹琮傳》），降附於西夏，得以長期留居已歸入西夏版圖的河西地區，甚至最終成為西夏民族之家的構成成分，所以，沙州回鶻的佛教文化，有相當多的部分，也曆史地彙入了西夏文化之中。這些回鶻人，與居住河西的黨項羌人、漢人等各族人，不僅是共同創造了屬於西夏文化範疇的那一部分河西文化；而且在西夏之後的曆史歲月中，他們仍然繼續創造著共同的地域文化。例如，元至正八年（1348），至正十一年（1351），為修建莫高窟所立的兩通漢文碑銘，都有以回鶻文、西夏文書寫的六字真言，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