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朝
隋朝兩代皇帝都尊佛。文帝大力扶持佛事，令各地修複寺塔（約5千所），營造佛像（約60萬身），聽任僧尼出家（約23萬人），並組織譯場，請高僧譯寫大量佛經（譯出5百餘卷，寫出13萬卷）。據王邵《舍利感應記》載，僧人智嶷“入關中，住法靜寺，仁壽（601～603）置塔，敕召送瓜州崇教寺。”瓜州的治所，當時所在，即是敦煌。崇教寺，就在敦煌莫高窟。煬帝於大業五年（609），曾西巡，次燕支山（又作焉支山等，在張掖附近，為西夏王國的“三大山”之一）。相隨人員中，有許多僧、尼、道士、道姑；所經過之寺院，均受煬帝巡視並賞賜；各種佛事活動，掀起繁盛高潮。沙門慧乘隨至張掖等地，講授《金光明經》等。著名的佛經翻譯家、印度僧人達摩笈多於開皇十年（590）至敦煌等地譯經，所譯《藥師如來本願經》等，在河西民間廣泛流傳。仁壽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莫高窟也應命修塔；受內地影響，大乘佛教開始在河西流行，莫高窟的佛事活動極為興盛。曆時隻37年的隋朝，僅在敦煌一地就開鑿洞窟94個。隋朝的塑像和壁畫也突破了舊有模式，如出現了大型的故事畫、經變畫並重的壁畫。而在炳靈寺等處的隨代造像，又顯示了不同於敦煌（粗豪）的另一種風格（清秀）。隋朝末期，由於信奉佛教的西域康國的昭武九姓（采、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烏那曷、穆）的人們，紛紛進入河西，極大地促進了佛教在河西的流傳。
2.唐朝
唐朝的20代李氏皇帝，除武宗李炎之外，都程度不同地奉佛。他們對佛教的提倡，進一步鞏固了河西地區各族民眾的佛教信仰。太宗李世民為安撫民心，下詔大興佛寺，廣度僧民，增設僧官。如：河西郡“僧統”（僧官名，又作“沙門統”“道人統”等）洪辨、沙州大蕃國“都統”（僧官名，同“僧統”）、三藏法事法成等，都是唐朝任命的僧官。河西各州尊太宗詔令，選善書手抄寫《佛遺教經》，規範僧尼行為。沙州、涼州等地的刺史，直接主持修廟建寺等佛教事宜。玄奘西去取經，貞觀三年（629）至十八年（644），往返途中均取道河西絲路。西行受阻時，曾留居涼州禮佛講經，達一月之久；後由慧成法師派弟子護送，前往瓜州。在瓜州，玄奘受到刺史獨孤達的優厚接待，談佛講經十分稱心。後，在州史李昌護送下出境，孑身西行。玄奘取經歸來，在沙州、涼州等地，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歡迎活動。玄奘一路入寺講經，影響極為深遠。武則天時，曾敕令賜沙州、涼州《大雲經》，並敕令修建大雲寺。安史之亂前，寺院佛塔已遍及河西各地。據統計，僅在莫高窟，今存唐代洞窟就達278個；而那開鑿於北魏的北石窟寺，今存的295個曆代洞窟中，所保存下來的雕像，絕大多數也是唐朝的作品。安史之亂後，雖河西陷入吐蕃，可由於吐蕃尊佛，所以河西的佛教又有所發展。吐蕃統治者借助佛教的力量穩定人心和政局，支持僧人向寺院廣施財物、田產及依附人口（寺戶）。寺院設有專事抄寫經書的“經坊”，寺院還設有兼授佛、儒學說的學校。於是，民眾信佛者激增。當時僅3萬人口的沙州，便有僧尼千人。此地新建的大僧寺，就有10餘所，如“報恩”“蓮台”“三界”“淨土”“永壽”等。尼寺也有五所：“安國”“普光”“靈修”“大乘”“聖光”。莫高窟的開窟鐫龕，其進度也大為加快。除原有的佛教宗派（華嚴宗、淨土宗、三論宗、禪宗等），又流行起密宗。密宗，或稱瑜迦密教，因修習三密瑜迦（相應）可獲得悉地（成就），故名。密宗形成宗派，在唐開元時（713～741）。它經由先後來華的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將大乘空宗思想同婆羅門祭祀思想相結合，移入淨土宗後形成。善無畏東來入華，取道絲路，曾在沙州、涼州等地傳教。金剛智的弟子不空三藏，曾將密教傳至河西。涼州就建於多所密教寺院。由於吐蕃人原先信奉的苯教與密教的教義，多有相似之處，所以紛紛信仰密教。吐蕃統治時期，唐王朝發生了“會昌法難”，使中原佛教受到打擊，而河西沒有受到法難的衝擊，佛教發展勢頭仍然蓬勃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