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譯經是創製西夏文字的直接動因
黨項羌人原來隻有自己的語音、詞彙、語法係統，但並沒有相對應的文字係統。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創製黨項羌族文字即通常所說的“西夏文字”，確係西夏王國自立於中國民族政權之林的需要，也是番（黨項羌）漢民眾之間進行社會生活交際的需要。正如西夏學者骨勒茂才所言：“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
如何使已經贖得的漢文《大藏經》，能夠在西夏民眾中流傳？這自然就提出了語文翻譯的問題。如果就此角度看，也可以說，佛經翻譯的客觀需要，實際上成為西夏文字創製的直接動因之一。後來成為西夏王國“國字”的西夏文字，最初是被佛教的風雨所吹拂和淋漓，而得以催生而出的。如是，則佛教無疑成為西夏文字的重要根底了。
2.關於西夏文字的創製人
究竟誰是西夏文字的創製人？史書載有“元昊”“德明”二說。如《宋史·夏國傳上》雲：
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書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
據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雲：
景中（景，係1034～1037年，此處應指德明卒時）……元昊嗣立……其徒（野利）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
《遼史·西夏紀》雲：
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嚐觀《太一金鑒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
學界今賢多以“元昊說”為是，舉出西夏文《妙法蓮花經序》所雲“風角城皇帝以自國語言……創造文字”，西夏文《大白高國新譯三藏聖教序》所雲“風帝興譯經”等證據，以及《宋史·夏國傳》中所載，元昊給宋廷的表文有“臣偶以狂斐，製小蕃文字”的自述，說明西夏文字的創製人是風帝（風角城皇帝）元昊。
但筆者以為，西夏文字的創製，有可能是始於德明的。德明以七十匹馬換得漢文佛經，此事即已產生翻譯的要求。德明牢記繼遷“成大事”“立大功”“進取”“霸業”等教訓，以積極學習中原文化，謀求民族獨立之所資。他為西夏立國作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麵的準備，草創西夏文字應是其中重要事項之一。《遼史》中關於德明創製“蕃書”（西夏文字）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以《遼史》中有不少模糊紊亂之處，便認定這一條記載有誤，理由並不充分。
從常理說，西夏文字的創製，絕非一朝一夕，自應有其過程；參與者也絕非僅一二人物而已。謂野利仁榮（《宋史·夏國傳上》）、野利遇乞（《夢溪筆談》）等西夏建國初期的謀士，參與西夏文字創製工作，都是可信的。否則，無法理解諸如仁宗仁孝紹興三十二年（1162）“始封製蕃字師野利仁榮為廣惠王”的記載，以及西夏文《夫子巧式歌》（又譯作《頌師典》）中“吾國野利賢夫子，文星照耀東和西”的詩句。但是，西夏文字創製的大量工作，應是有眾多無名人士共同完成的。
將元昊作為西夏文字創製工作的一位主持人，是有真憑實據的；但如果僅僅說，西夏文字為元昊時期創製，則是不完全合乎曆史實際的。
3.西夏文字的創製得益於佛教
西夏文字的創製成功，極大地方便了西夏的佛經翻譯事業。是受益於數量有六千許的西夏文字，才使得西夏的譯經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而為佛教在西夏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條件。但平心而論，西夏文字的創製本身，即得益於佛教者也頗多。
其一，西夏文字的創製者是通過破譯包括漢文佛經在內的諸多漢文典籍所使用的漢字的結構係統的密碼，才獲得了漢字基本的造字方法；從而，作為他們創製西夏文字的重要依據或借鑒。作為“漢字型文字”的西夏文字，其構造方法，主要是借鑒了佛經運用的漢文所習用的諸如會意、形聲等構造方法。
其二，西夏文字的創製者將許多佛教用字，以意譯或音譯的方式，創製為西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