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承續中國譯經傳統
佛經翻譯是佛教流傳過程中，溝通不同語種信仰者的自然要求。在“西天之神”移入中國的過程中，不斷湧現出許多卓有成就的譯經大師。他們的譯經，采用口譯與筆譯結合的方式，並且常常伴之以講經（宣講經義）。
東漢時，安息（今伊朗）人安世高，於漢桓帝建和初年（147）來到洛陽，漢譯出《明度五十校計經》《安般守意經》等小乘佛經30餘部，是中國譯經事業的開山祖。月氏（西域古國，今巴基斯坦）人支婁迦讖（支讖），於漢桓帝末年（165年前後）來到洛陽，漢譯出《道行般若經》等佛經14部，是第一位在中國傳播大乘般若思想的高僧。與安世高、支讖同期的佛經譯師，還有天竺（今印度）人竺朔佛、安息人安玄、月氏人支曜，康居（西域古國，今烏茲別克）人康孟祥、康巨等。三國時代，有歸漢的月氏人支謙，避亂東吳，譯出《維摩詰經》等佛經36部；世居天竺的康居人康僧會，輾轉交趾（今越南河內）來到建業（今南京），建成江南第一寺“建初寺”，漢譯出《六度集經》《歸雜譬喻經》。魏晉之交的漢族人朱士行，不僅是在洛陽白馬寺按天竺人曇柯迦羅漢譯《僧祗戒本》佛律成為比丘的第一個漢族人，還遠至於闐（今新疆和田）取回梵文佛經《放光般若》，由無叉羅、竺淑蘭漢譯後傳播。
西晉時，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曇摩羅刹），漢譯出大乘佛經150餘部。北朝的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人佛圖澄，以宣講口譯佛教的形式，授徒萬人，使佛教成為後趙的國家信仰。曾拜佛圖澄為師的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人道安，是東晉佛壇領袖，他不僅在恒山建寺立塔，還在襄陽講習般若，在長安主持道場，並組織譯場，譯出佛經14部183卷，及編纂出中國佛教史第一部經錄。道安的學生，雁門樓煩（今山西寧武附近）人慧遠，繼承道安遺誌，定居匡廬東林寺，結社“白蓮”，潛心“淨土”，著文譯經，多有建樹，成為南方佛界領袖。西域龜茲人鳩摩羅什，後秦時被姚興迎至長安10多年，與其弟子譯出大小乘佛經35部294卷，不僅為隋唐三論宗、天台宗的創立提供了經典基礎，也為中國文學提供了一種充溢中西和諧之美的文體。鳩摩羅什譯經事業中培養起來的高僧，以僧肇（有般若論著《肇論》），竺道生（在廬山開講《涅》），道融（在彭城主持佛壇）等為代表。南北朝至唐中葉，有許多中國僧人西行求法。取道河西走廊，西經西域、印度39餘國，曆時15年而回國的法顯，在建康（今南京）譯出了《摩訶僧祗律》等佛經6部63卷。事跡不可考的南印度人菩提達摩，蕭梁時來華，被中國禪宗尊為初祖，他在嵩山少林寺身體力行的“安心”“壁觀”禪法，以“不立文字”著稱。齊梁律學大師，彭城下邳（今江蘇邳縣）人僧佑，佛學著述頗多，結合譯經而編有《出三藏記集》，是現存最早的佛教經錄。天竺人真諦，蕭梁時來華，於番禺（今廣州）、建康（今南京）譯經20年，漢譯出《攝大乘論》等佛經64部278卷。
隋唐以來，在統治者的極力倡導下，伴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譯經大師層出不窮。唐太宗時的三藏大師玄奘，經河西走廊至印度學佛，曆138國，曆時17年，取回大量經書，回長安後譯經20年，譯出《大般若經》等佛經75部1335卷。玄奘的弟子窺基是玄奘譯場的執筆人，著述14部，人稱“百部疏主”。開元（713～741）年間，中天竺人善無畏曾先後入住長安和洛陽的寺院，漢譯出《大日經》等密教經典10餘卷；南天竺人金剛智先後居番禺（廣州）、洛陽、長安的寺院，漢譯出《金剛頂瑜珈中略出念誦經》等密教經典；北天竺人不空，隨金剛智來華，往返洛陽、長安及中國、天竺間，譯經40餘年，漢譯出《金剛頂經》等密教經典111部143卷。
從黨項羌人黃土高原割據稱夏的初時，一直到建立起西夏王國以後，都有許多譯經師從黨項羌人管轄的土地上，匆匆取道而過。這讓體現文化交流和文化轉換的佛經翻譯事業，如同不盡長河般繼續在這塊佛學厚土裏流淌。如漢譯《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的古印度迦濕彌羅僧法護，曾於公元1004年（西夏太宗德明時期），廣齎梵文佛經，取道河西走廊，東去汴京（開封）。公元1036年（西夏大慶元年），中印度僧日稱（有漢譯《父子合集經》《大乘集菩薩學論》），曾一行9人，齎梵文佛經、佛骨和銅牙菩薩像，由西域東來。他們進入西夏境內，進行佛教弘化。其時，對佛教甚感興趣的元昊，曾借此良機，向索求貝葉經。後，於1047年（西夏景宗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十年），這批中印度僧人又轉至北宋京師（開封）。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有漢譯《巨力長者經》）、金總持（有漢譯《大乘智印經》）等，曾各齎梵文佛經，進入西夏境內，後又轉至北宋。
西夏統治者之所以自覺地接續了中國的譯經傳統，是有其深層的曆史根源的。這不僅取決於這一傳統是黨項羌人久所向往的中原王朝的一種重要精神活動，也因為這一傳統早已如同流水一樣，澆灌並浸透了黨項羌人建立西夏王國國家大廈的這一片西北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