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的華儒情懷
以黨項羌人為主體的西夏民族，在其特定的自然環境、曆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創造出一種極富特色的區域性的民族文化——西夏文化。從對幸存下來的極其有限的西夏文物文獻資料的考察中，人們便會發現，西夏文化的形成、發展和興盛，得益於漢、藏兩大文化的滋養和影響。而作為向中國文化的全局不斷認同的區域性的民族文化、西夏文化的運行軌跡，雖說也受到藏文化的推動，可就其實際情況來看，尤以借鑒以中華儒學為主體、為標誌的漢文化為重。西夏文化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受到中華儒學的深刻影響；中華儒學的文化思想，已經較為全麵地滲透到西夏文化之中；中華儒學的文化結構，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
西夏所占據的大片的漢文化區（以甘州、肅州、涼州、靈州等為代表），“多是華人子孫，例會漢言，頗識文字”，天然地存在著可供中華儒學深深紮根的肥沃的土壤。有史可征的是，河西一帶（俗稱河西走廊）早已是著名的漢文化繁榮區。與偏安江南的東晉王朝大致同期，在中國北方出現的“五胡十六國”中，割據河西的，便有前涼（301～376）、後涼（386～401）、南涼（397～414）、北涼（397～439）、西涼（400～421）5個政權，史稱五涼政權。五涼政權通用漢語漢文，重視繼承中華儒學傳統，廣泛搜集中原漢文典籍，並不斷湧現出具有漢文化造詣的學者、詩人和作家。《北史·文苑傳》說：
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促，奔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
所舉有“足稱宏麗”的頌國都之作的胡義周，及有“可謂清典”的銘酒泉之作的劉延明，正是河西文人的代表。從史家載記的口吻中，足見當時河西文人在全國文壇上的突出地位。
五涼政權時期，比之中原地區，社會相對安定。這不僅使當地文化得以延續，還吸引了中原士人前來避居，從而壯大了河西文化的力量。安定烏氏（本烏氏戎地，戰國時始置縣，又作閼氏、焉氏，治所在今甘肅平涼西北）人張軌（255～314），於西晉惠帝永寧元年（301）出任涼州刺史，建立了前涼政權，極力提倡儒學和中原文化。陳寅恪先生評曰：“蓋張軌領涼州之後，河西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地，複是流民移徙之區。百餘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猶可以蘇喘息長子孫，而世族學者自得保身傳代以延其家業也。”
五涼儒學統領下的漢文創作成就可觀，可考知的作家不少，如前涼之張軌、張駿、張重華、謝艾、王濟、索綏、張斌、宋纖、馬岌、楊宣、張天錫等。其中，以張駿（306～345）成就最大，他有《張駿集》八卷（《隋書·經籍誌》），今存樂府詩二首（《薤露行》《東門行》，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張駿在當時文壇地位顯要，他曾對一些文士的創作，進行過批評，如說“謝艾繁而不可刪，王濟略而不可益”（《文心雕龍·熔裁》）。張駿寫有《請討石虎李期表》一文，是呈晉成帝司馬衍的奏疏。文中據後趙石勒（字世龍）和蜀漢李雄（字仲俊）二人既死，石季龍和李期易於平定，極力表白“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視禍敗。”劉勰評曰：“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文心雕龍·章表》）